中国教育“病”在哪里？——刘军宁访谈录
国家应该放弃对教育的垄断
向：从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是不是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教育的发展？
刘：你所提的涉及到教育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的国家化问题。中国教育的政治化或是国家化特别严重，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太过密切了，国家与教育之间应该有一个分界，国家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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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及其他
向: 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原文标题是《一位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作者署名为“杨曦光”(杨小凯原用名)，首次在香港《百姓》杂志上发表。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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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赵丹的遗言——赵丹逝世二十周年祭
建国以来，文艺界有两位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赵丹。赵丹有论述表演艺术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部专著，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此二书已成为年轻一代演员案头必备的经典教材，但在思想文化界，却更看重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赵丹此文发表时我读过，但那时我还年轻，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前不久，采访著名舞蹈艺术家赵青，她送我两本书，即《我和爹爹赵丹》和《两代丹青》。读到关于这篇临终遗言的文字，不禁使我产生一种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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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三位中国圣徒——王炯华教授谈李达和毛泽东、陈独秀
王炯华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他从事李达研究二十多年，出版过《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等多种。最近，他的新著《李达评传》（2001年度“国家社科研究项目”）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又见到客串讲学的王教授，并特约进行了两次长谈。以下发表的就是经过王教授本人审订过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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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零年代的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1905-1984）是苏联著名作家，著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苏联经久不衰的当红作家，连任过多届苏共中央委员，当过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两次获得列宁勋章。肖洛霍夫家乡维约申斯克还为他建了半身铜像。关于肖洛霍夫和斯大林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对红军过火行为的揭露、抨击很合斯大林的心意，对消灭托洛茨基余党有利”，所以“斯大林救肖洛霍夫”是“为加强自己的权利”。（《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一版，193页）1930年代，肖洛霍夫怎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里逃生，有蓝先生的宏文说了，这里不赘。我就说说《作家与领袖》（孙美龄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一版，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一书中肖洛霍夫就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时期写给斯大林的那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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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时代：一封信和一个人之死
近几年来，我对故去的现当代人物发生了兴趣，且不管是有名或无名的，革命或不革命的，只要我觉得有思考的价值和意义。
前不久，我读一篇《能否为张志新拍一部电影》(载《湘声报》2001年8月10日三版)，颇有所感。一方面，觉得张志新已追认为烈士了，拍片反映烈士生平，无可非议；至今未有艺术家去拍，当然是个遗憾。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张志新们(包括遇罗克、林昭、李九莲等)还算幸运，冤死几年后，时局一变，平反了，有的追封“烈士”称号，有的说是“无罪错杀”，且媒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报道，林昭和遇罗克还出版有纪念专辑。但应该承认，还有不少像张志新们一样冤死的人，至今未为人知，其中武文俊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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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与六万
半个多世纪前，重庆有两个党报：一个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一个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我曾在《读书》2003年第五期发过一篇谈《新华日报》的文章，文中说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占尽便利，但发行量仅一万多份，而在野的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发行量最高时竟达六万份。
一万和六万两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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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桃子该由谁摘”说起
我是“文革”前读完小学的。有一篇叫“桃子该由谁摘”的课文，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时读过，至今还我背得……
近读《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使我又想起小学时读过的这篇课文，不禁莞尔。这书为何不叫“正面战场作战史”而叫“作战记”呢？大概也是有所避讳，说“史”太周正了吧。书中说，“在这八年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320多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伤亡58万多人。”又据1994年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得知，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人，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将领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作战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 从以上这些数字看，也可知谁在“正面战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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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
朱正曾说过，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得不研究中日和中俄关系史。这里就谈谈中俄关系吧。沙俄本是欧洲国家，但它逐渐向东扩张，到十八世纪中期已和中国东北、西北和北部接壤，不断寻机蚕食中国。据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战争”后中国公布的数据，沙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竟割去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执政。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个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次年又发表第二个对华宣言，宣布“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可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九九，八十年了，是否真的“废除”、“归还”了呢?事实大家已经知道，但我们还在自己欺骗自己，从学校历史教科书到学者专家的近现代史专著，都沿用了“废除”说。朱正先生的《解读一篇宣言》，就以无可争辩的史实，论证了“废除”一说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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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文史精华年选》前言
有人说过，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自己作为传统媒介从业者，却没能躬身践行。现在有一种很强势的观点：说当下媒体的竞争就是观点的竞争。其实这说绝对了，“事实为王”恐怕是永远不能变的，记下了事实，就记下了历史，因为任何观点都是可能被颠覆的，这一点媒体人且不可忘记。再者，如果基本的事实也没弄清楚，就说三道四，无异于瞎子摸象，难免瞎说。更有人直截了当地说，新闻之所以不能成为历史，就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它的“宣传功用”、过于强调“角度”了。这是有道理的。1958年“亩产过万斤”不是各大报竞相报道的头版头条吗？——因为要“宣传大跃进”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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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50多年前，毛泽东曾作《论人民民主专政》，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个严重的问题。不过，现在已不是简单的“教育农民”了。2001年第一期《读书》杂志发表一组三篇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文章，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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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新华日报的回忆》
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前，创办的报纸，影响力最大的恐怕要算《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两种了。《解放日报》在延安，自然好办；但《新华日报》办在重庆，其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一份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眼皮下办的共产党报纸，既要坚持说真话，又要对付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们，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就是当年参与办报的老报人的回忆录，说的都是办报人的种种艰难。我今读之，竟也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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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会——读《马歇尔使华》
马歇尔原系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曾出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12月，他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1947年1月被召回国。《马歇尔使华》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即以马歇尔本人的语气写成的（其实大部分为当时的美国驻华使馆人员所写）。应该说，本书叙述是详尽的，对每一次会谈，会谈者的对话，国共双方的建议和反建议，每一事件的经过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如果要研究国共第三次会作失败的历史，《马歇尔使华》也许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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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难
近读向明著《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获益匪浅。任仲夷属“思想型的领导人”，写任仲夷在改革开放中的言与行，引用其大量讲话和文章，这是写当代政要思想评传的一次有益尝试。面对这部大书，我首先感到它是厚重的。读完后，让我久久回味20世纪下半叶这段不寻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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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八八
性情文字：愧对母亲
母亲去得很安详，不吃不喝十几天，就躺在床上，也没大的痛苦，只是间或又要人扶一扶身子。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没能多陪陪她，这是我非常内疚的。养儿为送终，但母亲咽气的那一刻我也不在她身旁。也许真的是自古忠孝难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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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蔡元培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中国如何完成现代教育的转型?我们的前辈有很好的见解，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行知、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罗家伦等等。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成现代的人，“现代的人”成长起来了，现代教育的转型也自然完成了。可是我们经过一百年，又回到20世纪初的起点。在这些前辈中，蔡元培是最值得研究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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