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27

独角兽博客推荐:智效民博客

智效民博客

智效民文存 说古论今

容忍与自由

十多年前,房龙的《宽容》在读书界引起轰动,仅1987年的第4次印刷就印了整整10万册,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如此,那洋洋数10万册的发行量,好象并没有让宽容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以至发生了那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如今,张中行先生在长篇回忆录《流年碎影》中,以“自由与容忍”为题,来介绍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也是颇具匠心的。但我拜读该书之后,却感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点语焉不详。比如在这一节中,他虽然为胡适用墨不少,却没有提到胡适的那个著名的论断:“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阅读全文)

清末官场奢与俭

比如新近出版的《国史备乘》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这使人想起张乐平笔下那个在街上拾烟头的三毛。该书还说,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的端方,所藏古玩、字画、碑帖不可胜数,每次离任,数十辆车都“运之不尽”。庆亲王奕匡更是贪鄙无耻。作为皇室成员、朝廷重臣,他知道西太后晚年无所事事,爱玩麻将,便让两个女儿每天“挟金数千”,以陪伴打牌为名,向老佛爷行贿,就连太监、宫女也各有赏犒。这样一来,“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有人弹劾奕匡,慈禧却说,我也知道他贪财,但是除掉此人,不就断了宫中的一条财路?光绪、慈禧死后,各级官员也好象丧家之犬,更是“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肴馔之丰,挥霍之烈,越发令人吃惊。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胡适及其友人

张奚若: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

关于张奚若,有两件轶事显然是会传之久远的。一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据说大约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他一怒之是在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奚若文集》第15页,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另一件是在1957年5月,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泽东向他征询意见,他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概括了自己的看法;同年7月,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仍然坚持这一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不仅对上述十六个字逐句进行解释,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只要“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24页)此外,早在1956年,他就针对当时的个人崇拜,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498页)。幸亏他被最高领导层视为特殊人物,才没有被打成右派。 (阅读全文)

决策筹边仗此人——也谈《玉门出塞》

罗家伦是1943年初担任新疆监察使和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的。该考察团于当年6月由重庆起程,然后出剑门,越秦岭,过霸桥,登华山,再向西经邠县进入甘肃,抵达平凉。一路上风景还不错,因此诗人才有“杏子初红梨枣翠,一川杨柳写邠风”和“两行杨柳拂车窗,王道平平入翠苍”的咏叹。不料一过六盘山,眼前便出现凄凉的景象,为此罗家伦感慨道:“我欲高歌陇上行职,陇头流水咽无声。满山黍麦炊烟少,何处远人来此耕?”随后,他看到“沿途左公柳被冯玉祥驻兵西北时砍伐殆尽”,因此又有“左公柳已不成行”(六三至***页)的嗟叹。
罗家伦还发现,冯玉祥为了“破除迷信”,命令士兵将汉唐碑碣上的文字磨光,古代雕像的头部砍掉,然后刻上自己撰写的标语口号。于是他悲愤地写道:“西北古迹文物所遭之浩劫,莫此为甚。”(六三页)可见在罗家伦经过的部分路段,左公柳已经惨遭厄运;而大规模毁灭性破坏,则是后来的事。除此之外,罗氏路经兰州和西宁时,那里曾是红叶缤纷,绿荫森森。在这方面,有他的两首七绝为证: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教育问题

旧英语课本的启示

这是民国六年(1917)由教育部审定、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小学英文教科书》第一册。从版权页可以看出,到民国十二年(1923),它已经发行23版,可见影响很大。在我看来,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除了书前的“编辑大意”和书后的“单词表”以外,书中没有一个汉字;二是全书共40篇课文,课文中的生词不是集中在每课书的前面,而是放在课文句子的后面,至于字母,则是作为附录排在书后。也就是说,这套教材不是从字母和单词学起,而是直接从课文开始的。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日前我从《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看到一则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任先生是五四时期著名学者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大女儿,美国宾州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她1921年出生,1927年进入北京培华女校。她说,这所教会学校从一年级就要学英语,“但却不是从A、B、C、D等字母开始,……这种教法,让学生马上进入状况,进度很快”(第16页)。 (阅读全文)

驳教育资源短缺论

所谓教育资源短缺,首先是个钱的问题。多少年来,有些人一提到教育就哭穷,但是却热衷于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工程背后有高额回扣,加大教育投入却无利可图。除此之外,这些年贪污外逃的资金数额巨大,很难统计,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教育上,怎么会有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呢?
与此同时,公款吃喝也浪费惊人。最近读吴洪森随笔散文集《崩溃的脸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教育投入在国民预算中的比重,“从1979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10.4%下降到了现在2.2%,在全球排名是倒数20名之内,和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为伍;另一方面,我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据不完全统计却是教育经费的三四倍。”这些数据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是与大家的感觉基本一致。一边是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浪费,一边是捉襟见肘的教育事业,这才是问题的真相。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学界沉沦

透视学界官本位

学界屈从于官场的另一表现,是许多官员在课题研究或各种学术活动中还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先说课题研究。学术研究本来是一种私人性很强的创造性劳动,只有经过学者的多年积累和学界的薪火相传,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现在的情况是,学术界在经历文革浩劫和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本来应该是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了,但是却又面临着新的浮夸,新的跃进。许多单位和地区,真正有学问或潜心做学问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提出的课题却越来越大。那些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或者捞取向上爬的资本,也起着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一面批条子,拨经费,一面当主编、当顾问。至于这些课题的价值如何,可行性怎样,却不闻不问。所以我担心,在他们“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后,也许会因为灾梨祸枣而留下骂名。(阅读全文)

做人的差距

费孝通在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说:“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说这话的时候,费已经是90岁的耄耋老人了。单独看这几句话,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结合具体事例,才能看出老人的深意。 第一个事例来自梁实秋的笔下。梁先生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他在清华读书时的四个同学:吴景超、顾毓琇、潘光旦、张心一。文章说,吴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 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该文对潘虽然没有类似介绍,但是我相信潘先生也是个公私分明、一介不取的人。否则,梁对潘就不会有如此评价:“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他是“我所敬爱的人物”。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读书与读人

重新认识“文革”的两本书——读《聂元梓回忆录》和徐景贤《十年一梦》

文革中,聂元梓是“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者,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五大领袖之一。因为受毛泽东赏识,她不仅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中共“九大”的中央后补委员。徐景贤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与张春桥、姚文元关系密切。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后,他在上海是仅次于张、姚的第三号人物,因此有“徐老三”之称。如今,这两个人打破沉默,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盘托出,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从《聂元梓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她出身于河南一个中医世家。她因为受哥哥姐姐的影响,于抗日战争前夕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不到30岁就享受行政12级待遇,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高干。 (阅读全文)

丰子恺与梅兰芳

丰子恺先生多才多艺,在美术、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均有建树,但是他早年却不看京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五四反传统思想影响,认为京剧中封建主义毒素太多的缘故。1933年,他在家乡盖起缘缘堂之后,买了一台留声机和一大堆西洋音乐唱片,顺便还买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作为点缀。没想到这几张唱片居然让他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戏迷。
他认为,与西洋音乐相比,京剧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没有和声,因此它的美来自于旋律。这种旋律可以表现丰富的人物个性和复杂的戏剧冲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是注重夸张,比如“善良正直的人,脸色光明威严,不妨夸张为红;奸邪暴戾的人,脸色冷酷阴惨,不妨夸张为白;好勇斗狠的人,其脸孔峥嵘突厄,不妨夸张为花”。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往事知多少

“三·一八”究竟死了多少人

近年来,《北京档案史料》经常刊登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三一八烈士公墓建立史料》(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中南海公园史料》(二000年第一、二期)等等。对于前者,我当时并未留意;后来看到闻玄、倪墨炎二位先生的文章(参见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七月八日《文汇读书周报》),谈到“三?一八”惨案的死亡人数,才把它翻了出来。 我注意到,在这组史料中有一份调查表,题为《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名单》,分姓名、年岁、籍贯、职业、死亡情形和备考等项目。名单以年龄为序,最大的五十六岁,最小的年仅十三,但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表***有四十一人,前三十七人的情况基本清楚,接下来是尚刘氏,年龄不详,河北三河人,佣工;再下来是王庆竹,年龄、籍贯、职业均空缺;最后两位无名男子,什么情况也没有。考其原因,主要是“家属住址无从查访”之故。 (阅读全文)

国民政府的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来华后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长寿龙溪河等地,随后在水利专家黄育贤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第二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说古论今

容忍与自由

十多年前,房龙的《宽容》在读书界引起轰动,仅1987年的第4次印刷就印了整整10万册,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如此,那洋洋数10万册的发行量,好象并没有让宽容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以至发生了那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如今,张中行先生在长篇回忆录《流年碎影》中,以“自由与容忍”为题,来介绍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也是颇具匠心的。但我拜读该书之后,却感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点语焉不详。比如在这一节中,他虽然为胡适用墨不少,却没有提到胡适的那个著名的论断:“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阅读全文)

清末官场奢与俭

比如新近出版的《国史备乘》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这使人想起张乐平笔下那个在街上拾烟头的三毛。该书还说,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的端方,所藏古玩、字画、碑帖不可胜数,每次离任,数十辆车都“运之不尽”。庆亲王奕匡更是贪鄙无耻。作为皇室成员、朝廷重臣,他知道西太后晚年无所事事,爱玩麻将,便让两个女儿每天“挟金数千”,以陪伴打牌为名,向老佛爷行贿,就连太监、宫女也各有赏犒。这样一来,“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有人弹劾奕匡,慈禧却说,我也知道他贪财,但是除掉此人,不就断了宫中的一条财路?光绪、慈禧死后,各级官员也好象丧家之犬,更是“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肴馔之丰,挥霍之烈,越发令人吃惊。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胡适及其友人

张奚若: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

关于张奚若,有两件轶事显然是会传之久远的。一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据说大约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他一怒之是在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奚若文集》第15页,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另一件是在1957年5月,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泽东向他征询意见,他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概括了自己的看法;同年7月,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仍然坚持这一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不仅对上述十六个字逐句进行解释,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只要“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24页)此外,早在1956年,他就针对当时的个人崇拜,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498页)。幸亏他被最高领导层视为特殊人物,才没有被打成右派。 (阅读全文)

决策筹边仗此人——也谈《玉门出塞》

罗家伦是1943年初担任新疆监察使和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的。该考察团于当年6月由重庆起程,然后出剑门,越秦岭,过霸桥,登华山,再向西经邠县进入甘肃,抵达平凉。一路上风景还不错,因此诗人才有“杏子初红梨枣翠,一川杨柳写邠风”和“两行杨柳拂车窗,王道平平入翠苍”的咏叹。不料一过六盘山,眼前便出现凄凉的景象,为此罗家伦感慨道:“我欲高歌陇上行职,陇头流水咽无声。满山黍麦炊烟少,何处远人来此耕?”随后,他看到“沿途左公柳被冯玉祥驻兵西北时砍伐殆尽”,因此又有“左公柳已不成行”(六三至***页)的嗟叹。
罗家伦还发现,冯玉祥为了“破除迷信”,命令士兵将汉唐碑碣上的文字磨光,古代雕像的头部砍掉,然后刻上自己撰写的标语口号。于是他悲愤地写道:“西北古迹文物所遭之浩劫,莫此为甚。”(六三页)可见在罗家伦经过的部分路段,左公柳已经惨遭厄运;而大规模毁灭性破坏,则是后来的事。除此之外,罗氏路经兰州和西宁时,那里曾是红叶缤纷,绿荫森森。在这方面,有他的两首七绝为证: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教育问题

旧英语课本的启示

这是民国六年(1917)由教育部审定、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小学英文教科书》第一册。从版权页可以看出,到民国十二年(1923),它已经发行23版,可见影响很大。在我看来,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除了书前的“编辑大意”和书后的“单词表”以外,书中没有一个汉字;二是全书共40篇课文,课文中的生词不是集中在每课书的前面,而是放在课文句子的后面,至于字母,则是作为附录排在书后。也就是说,这套教材不是从字母和单词学起,而是直接从课文开始的。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日前我从《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看到一则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任先生是五四时期著名学者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大女儿,美国宾州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她1921年出生,1927年进入北京培华女校。她说,这所教会学校从一年级就要学英语,“但却不是从A、B、C、D等字母开始,……这种教法,让学生马上进入状况,进度很快”(第16页)。 (阅读全文)

驳教育资源短缺论

所谓教育资源短缺,首先是个钱的问题。多少年来,有些人一提到教育就哭穷,但是却热衷于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工程背后有高额回扣,加大教育投入却无利可图。除此之外,这些年贪污外逃的资金数额巨大,很难统计,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教育上,怎么会有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呢?
与此同时,公款吃喝也浪费惊人。最近读吴洪森随笔散文集《崩溃的脸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教育投入在国民预算中的比重,“从1979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10.4%下降到了现在2.2%,在全球排名是倒数20名之内,和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为伍;另一方面,我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据不完全统计却是教育经费的三四倍。”这些数据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是与大家的感觉基本一致。一边是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浪费,一边是捉襟见肘的教育事业,这才是问题的真相。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学界沉沦

透视学界官本位

学界屈从于官场的另一表现,是许多官员在课题研究或各种学术活动中还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先说课题研究。学术研究本来是一种私人性很强的创造性劳动,只有经过学者的多年积累和学界的薪火相传,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现在的情况是,学术界在经历文革浩劫和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本来应该是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了,但是却又面临着新的浮夸,新的跃进。许多单位和地区,真正有学问或潜心做学问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提出的课题却越来越大。那些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或者捞取向上爬的资本,也起着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一面批条子,拨经费,一面当主编、当顾问。至于这些课题的价值如何,可行性怎样,却不闻不问。所以我担心,在他们“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后,也许会因为灾梨祸枣而留下骂名。(阅读全文)

做人的差距

费孝通在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说:“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说这话的时候,费已经是90岁的耄耋老人了。单独看这几句话,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结合具体事例,才能看出老人的深意。 第一个事例来自梁实秋的笔下。梁先生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他在清华读书时的四个同学:吴景超、顾毓琇、潘光旦、张心一。文章说,吴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 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该文对潘虽然没有类似介绍,但是我相信潘先生也是个公私分明、一介不取的人。否则,梁对潘就不会有如此评价:“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他是“我所敬爱的人物”。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读书与读人

重新认识“文革”的两本书——读《聂元梓回忆录》和徐景贤《十年一梦》

文革中,聂元梓是“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者,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五大领袖之一。因为受毛泽东赏识,她不仅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中共“九大”的中央后补委员。徐景贤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与张春桥、姚文元关系密切。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后,他在上海是仅次于张、姚的第三号人物,因此有“徐老三”之称。如今,这两个人打破沉默,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盘托出,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从《聂元梓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她出身于河南一个中医世家。她因为受哥哥姐姐的影响,于抗日战争前夕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不到30岁就享受行政12级待遇,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高干。 (阅读全文)

丰子恺与梅兰芳

丰子恺先生多才多艺,在美术、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均有建树,但是他早年却不看京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五四反传统思想影响,认为京剧中封建主义毒素太多的缘故。1933年,他在家乡盖起缘缘堂之后,买了一台留声机和一大堆西洋音乐唱片,顺便还买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作为点缀。没想到这几张唱片居然让他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戏迷。
他认为,与西洋音乐相比,京剧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没有和声,因此它的美来自于旋律。这种旋律可以表现丰富的人物个性和复杂的戏剧冲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是注重夸张,比如“善良正直的人,脸色光明威严,不妨夸张为红;奸邪暴戾的人,脸色冷酷阴惨,不妨夸张为白;好勇斗狠的人,其脸孔峥嵘突厄,不妨夸张为花”。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往事知多少

“三·一八”究竟死了多少人

近年来,《北京档案史料》经常刊登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三一八烈士公墓建立史料》(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中南海公园史料》(二000年第一、二期)等等。对于前者,我当时并未留意;后来看到闻玄、倪墨炎二位先生的文章(参见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七月八日《文汇读书周报》),谈到“三?一八”惨案的死亡人数,才把它翻了出来。 我注意到,在这组史料中有一份调查表,题为《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名单》,分姓名、年岁、籍贯、职业、死亡情形和备考等项目。名单以年龄为序,最大的五十六岁,最小的年仅十三,但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表***有四十一人,前三十七人的情况基本清楚,接下来是尚刘氏,年龄不详,河北三河人,佣工;再下来是王庆竹,年龄、籍贯、职业均空缺;最后两位无名男子,什么情况也没有。考其原因,主要是“家属住址无从查访”之故。 (阅读全文)

国民政府的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来华后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长寿龙溪河等地,随后在水利专家黄育贤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第二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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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文存 乡土的背景

七坛甘草梅——周扬与吴淑媛(一)

我曾与吴家故宅吴公馆比邻而居10年,那时,我既不知道吴公馆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这座画栋雕梁的豪宅里有过一位美丽的少女。73年以前,在鞭炮与鼓乐声中,16岁的新娘吴淑媛就在这座公馆的门口被人扶上八人抬的大红轿。据说,当年的婚礼轰动了益阳城的十五里长街,叫人羡慕的不仅是新娘的美貌和富有,更叫人羡慕的是新郎也是翩翩美少年,这一对新人如此般配,真像老天爷定做的一对。
  新郎周起应(字杰生,号运宜,后名周扬)家是益阳名门望族。系三国周瑜之后裔。算起来周起应是周瑜的59代孙,周氏族谱明明白白这样写着。后来我看电视剧《三国演义》,但凡看到周瑜与小乔的画面,不由想起周起应与吴淑媛这一对。我惊叹历史的重复,惊叹基因经历千年的传递还能如此准确无误地表达。不能否认,被人誉为美男子的周扬身上就有周公瑾与小乔的血脉。
  而73年前周起应与吴淑媛在益阳城里的颇为轰动的婚礼,也这一对美貌的少年夫妻成为当时人们羡慕的佳偶。
  谁能想到,当年被人羡慕嫉妒的美满的婚姻会发生变故。当年那个美貌富有的新娘会在20年之后于抑郁贫病中死去。吴淑媛之死,所有认识她的人无不为她美丽善良的生命骤然结束而扼腕叹息。 (阅读全文)

“周立波是一个好人”

那是1967年的一天,天气不太好,下过一阵子细雨又停了,是一个阴不阴阳不阳的天。那一天,益阳市体育场开批斗周立波的万人大会,我没去。我那时正值一个爱看热闹的年龄,但凡批斗会宣判会看斗人看毙人,都会打起浮脚往前赶。喜欢钻入人空子看热闹。因为是批斗周立波,我却不愿看。不多久,我听到街上人声嘈杂:“来了,来了,看周立波啊――”原来是游斗周立波的汽车来了,我站在家门口的高门槛上,一部卡车从我面前缓缓而过,迎面就看见了周立波,周立波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的什么我来不及看。旁边有两个戴红袖章的男人押着,我来不及看清那两个男人的脸,只约略记得他们的眼神是横的,昂着头,很严肃,带有一种“文革”期间常见的凶气和霸气。周立波比那两个男人矮了一截,好像是跪着的。我在相距两米的地方平视周立波的头部,周立波脸色苍白,眼睛向下,不看人,一副无奈的样子。我不等汽车完全开过去,赶紧扭身回屋。当年周立波这幅游斗图给我很深的刺激。我当时想:人被凌辱至此,早晓得不如当一个绿林好汉痛快,当什么作家呢!我那个年纪,看人看事不是从历史的眼光,误以天下这样已成定局,世界永远会是这样荒谬。?那天的批斗周立波大会是市里的造反派组织的,开完之后,用卡车游斗至益阳城内学门口的县剧院,县剧院是原来的学宫的旧址。在一个圣贤之地搞这样的活动,是对斯文的辱没。 (阅读全文)

叶梦文存 行走湖湘

皇城气象说武冈

我初到武冈的那天晚上,朋友邀我夜游武冈城。于灯火阑珊中穿过金碧辉煌的皇城门,古老的街道两边,灯火下摆着许多吃食的小摊。抬头一看,一眼瞥见孔庙古老的飞檐,在孔庙殿前有一株晋代的古银杏,系陶渊明祖父陶侃手植。有护城河穿街而过,再往前走便是穿越资水的梯云桥,桥头有桥头亭,红栏金瓦,全是古典式建筑。那天晚上我在街上似乎没有看见汽车,灯影绰绰下,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回到了明代的岷王的皇城,好像回到了更为古老的两千年以前的都梁侯国。穿街而过的护城河上有五座桥,系明代建筑。每座桥均以龙为名,有“五龙不出城”之说。我们沿着古护城河走到化龙桥,桥上是一古建筑观音阁,偌大的庙宇建在潺潺流水之上。朱红的寺门已关,喊了一阵,有一老尼开门,与她一说,得知我们是明日将上云山的客人,便引我们参观了古寺。自然和参观别的寺没有两样,依例捐了功德,参看佛像。转至后堂,见有厨房,特别干净雅致,灶前推窗一看,清风徐来,流水声声,真是神仙佛地。 武冈的皇城气氛不只是街道的格局,古建筑的皇城风格,以及那些古桥古殿和古井古阁,让我感受武冈皇城气象的更确切地说是在饮食上。晚餐桌上那只黄澄澄油亮鲜嫩的烤铜鹅是武冈的头一道名菜。果然名不虚传,足以与京城的烤鸭媲美。一南一北,一鹅一鸭,同样是皇城中的饮食。看来一个地方的饮食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 (阅读全文)

道州的雪萝卜

道州菜中有一种我最喜欢的是雪萝卜。水灵灵红艳艳的,红皮之下是水汪汪的白心,那个脆,比雪梨强,味道实在要赛过北方的雪梨。它就在你嚼动的同时就开始抚慰你的口腔和常常上火的身体了。 雪萝卜以肉白如雪而得名。雪萝卜在道州已有三百多年的栽培历史了,主要产于营江乡的双桥、阳乐田、白地头和柑子园乡的把截等村。雪萝卜个大、质优、皮红、肉白、汁多、脆嫩、产量高。煮食松软味甜,醋食清甜可品,还有开胃止咳祛痰之功。在道州的日子里,每天餐桌上有一道雪萝卜泡菜,在我看来,这真是天下最好吃的萝卜呀!有了如此清润爽口的萝卜,还要那些梨之类的水果干什么咧?因为我钟情道州的萝卜,我把天下的梨子也抹杀了。 (阅读全文)

叶梦文存 叶梦“听”画

抚慰灵魂的精神山水——读石纲的画

  2001年初夏,我在长沙四维商城看“无感觉艺术展”,虽只是作匆匆浏览,但我还是在石纲的作品前留住了步子。我以前没有看过石纲的作品,我感觉石纲那一组山水画像一袭清凉的风,阻断了我心中的浮躁。我感觉:一种力量、一种扼制浮躁生长的力量就这样从石纲的画中沁漫出来。它是那样毫不经意地拽住了我的视线,给我一种灵魂的抚慰和镇定。
  石纲的画使我想起了东山魁夷。我是喜欢东山先生的。可东山先生过于素,是那种素净的寂静;而石纲则是厚重的寂静,使人想起马王堆汉墓。 石纲的画好像巳经在宇宙中存在了几千年了。
  那天的画展,先锋的“声色犬马”仿佛使我更加火毛火躁 心里的火气与夏日的气温同时在升腾。 (阅读全文)

梦境·行走·舞蹈

  最近,刘云送我一本题为《静穆之美》的年历画册,我打开一看,特别喜欢,就像走进了一个温暖的旧梦。有一种宁静袭上心头。
  我第一次看到刘云的作品,并不认识刘云。好象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吧,我好象是从哪种美术刊物上看到零星几幅刘云的油画作品。我当时印象极深,就记住了刘云这个名字。
  后来,我丈夫的同事田志斌出差到岳阳,得到了一本刘云送的画册,给我看了一下,我翻开那本不厚的画册,心里特别喜欢,尽管和刘云不熟,但我感觉刘云离我很近。
  我喜欢刘云的画。我觉得刘云的画里表现的主观感觉和我散文抵达的意境不谋而合。我喜欢月亮,喜欢梦境。我曾经自以为是写月的高手。天下无人可以匹敌。我写的有关月的散文就有十多篇,看了刘云的画以后,我才感觉到文字的局限,还真不如画面来得直接。我暂且把刘云的这个系列的作品称为“梦境”系列。 (阅读全文)

叶梦文存 百美图

玫瑰和“钻石”

在我的眼里,身居陋室的彭燕郊是一个最富有的人。
  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有了金钱和权利,都不能算富有。他们憧憬的是:在自己所追求的领域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也被世人认可的高度。
  昨天,我们全家到博物馆看展览,照例先去看看彭燕郊和夫人。没想到,被书柜包围的小小的客厅里全是热热闹闹的玫瑰。大红的大朵的玫瑰。清代的粉彩白菜坛插了一大束。珐琅蓝花瓷坛里插了一大束。所有的花瓶都被火红的玫瑰所占领。我带来的细如蔷薇的粉色的康乃馨已经没有瓶子可插了。
  我有点奇怪:怎么这么多的玫瑰?是不是学生表达的心意?可是,那也不至于要送玫瑰呀! (阅读全文)

风中的草

我第一次在见到姜坤,大概在8年前,我因为拜访郑小娟先生而见到姜坤,心里有点吃惊。他给我的感觉是很特别。
  姜坤这些年一直过着一种安定的生活,他的创作的状态和环境目前应该是最好的。这使我想到了兼贤妻良母为一身的郑小娟先生对他的呵护。 姜坤好象远离了这个喧嚣的世界和浮躁的人群。他也许没有很多中年男画家的那种要捞世界的欲望,那种欲望,总会使人处于一种被围困的痛苦之中。我能够从这些人的脸上看得出这种常人看不到内心的惶惑。其实,要摆脱围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丢下欲望,选择沉静”。一个艺术家,很容易成为媒体时代追逐的目标,画家的身价也和媒体的关注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急于出名的艺术家对于媒体的介入是很在乎的。象姜坤这样的画家应该是每天疲于应酬,频频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和笔会,也常常在报纸和电视中露脸。然而,姜坤好象逃避了这种纷扰,选择呆在家里静静地画,持续地不间断地在纸上劳作。我仿佛记得姜坤还写过小说?(阅读全文)

叶梦文存 生活随笔

在小街上游荡的孩子——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湖港交错的城乡结合部。我学会走路就开始在那条叫做三里桥的小街上游荡。 我到7岁多才上学。没有大人管我,很像一头野地放养的小牲口。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对于我来说是一段温馨的安逸的岁月。 那时的河流湖泊溪流没有污染。有两条山溪横穿过小街,小溪汇入兰溪河,在街中段石头拱桥下有一个水码头,溪水是清澈的常年不干涸,我常常看见有黑壳鲫鱼在水里,我常常想捉住那些游弋的鱼虾。这样的场景重复出现在我一生的梦境里 我家隔壁有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也没有上学,她很能干,常常带我到到溪沟里捉鱼、扯水芹菜。这个世界对于我是新鲜的。 这一条街是我学习的课堂,我天天光临南货店的作坊,这条街上有3个南货铺子,都是前店后坊。我知道胡椒饼、蛋糕和“猫耳朵”是怎样做出来的。我家隔壁是豆腐店,我常常去看驴推磨,看怎样做豆腐。我到对门的五金修理店看修表,到裕香园饭馆看做包子。看发粑粑铺子的老板做发粑粑;到伞作坊看做伞,到斗笠铺子看这样织斗笠,到基督教堂看做礼拜。看更夫剐杀麻拐,最使我痴迷的是看纸扎铺子做灵屋。精巧的纸扎手艺让我痴迷。灵屋勾起我无边的想像的世界,让我猜想另外一个我不知道的恐怖的冥界。 (阅读全文)

我看“网上养男人

“养男人party "一家中文女性网站最近推出的一个新栏目。这家网站平日门庭冷落,自这个栏目推出,一下子出现系统爆棚,日注册逾数千人。网民中招者甚众,就像《智取生辰纲》中的挑夫,一个个被蒙汗药撂倒。我想:此刻网站的老板肯定躲在暗处拍手称快,连呼:“倒也!倒也!”
  网上养男人,看起来似乎很前卫,好像是对男权制度的一种反动;对女性意识的张扬。“男人可以包二奶,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养男人呢?”网站的老板、这个游戏的始作俑者如是说。
  我怀疑这家网站的老板是不是学新闻的?他至少明白狗咬人不是新闻,而人咬狗就是新闻。“养男人party ”是新闻中的“人咬狗”。这是这档游戏点击率高的原因所在。
“养男人party ”是怎么样养的呢?好奇的人们禁不住要登门一看究竟。在这“一看究竟”之间,网站老板的目的便达到了。 (阅读全文)

叶梦文存 遥看网友系列

遥看网友系列——周实

80年代中叶我在某大报文学副刊做编辑,八个人一个大办公室,由4张桌子组成2个单元。我的对面就是周实。低头看稿子,抬头见周实。 周实永远戴着近视眼镜,玻璃片后面,是闪烁着一种什么,我能够感觉到,却说不出。 周实不是那种坚毅地把锋芒写在脸上的人,他的眼睛我读熟了,我能够感觉,却一直没有用语言准确地诠释。 前几个月,我顺道到周实办公室聊天,正好带着照相机,于是就给他拍了一组特写,我让他以一种最放松的姿态在我的镜头下,可惜,他始终没有出现一种最佳的放松的状态,我在他的眼睛里已经感觉到——还是当年的那个眼神。他还是我当年抬头看周实的那个周实。时间可以改变人,改变人的脸和心境。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然而,周实的那个眼神情竟然如旧。 (阅读全文)

遥看网友系列——黄连吃哑巴

黄连是不是学新闻的?通常新闻系的老师告诉学生:什么是新闻?狗咬人不是,人咬狗才是新闻。 那么,哑巴吃黄连不是新闻,黄连吃哑巴才是新闻。 我初上真名网的时候见到这个名字就记住了。 纳闷:真是个哑巴?黄连是以哑巴的姿态出现论坛,不发言,只发图,以图说话。 黄连的图,很搞笑!因为这个,就记住了黄连这个很新闻的名字。 (阅读全文)

叶梦文存 散文诗

无常的脚步

咔嚓——咔嚓,那是无常的脚步。 平生最害怕的是钟的声音。 那一秒一秒都是时光的利剑,分分秒秒都在切割着我们有限的生命。 每每听到这种声音,我总感觉心慌。 有人在背后追赶着我,那是无常哦!那是牛头马面哦!
咔嚓——咔嚓,分明是厚厚的粉底靴踩在阎罗殿青砖地上的声音。(阅读全文)

临终的蝴蝶

清晨,我在麓山道上发现一只受伤的蝴蝶。 它跌落在山道上,被早行的人踩了一脚。它的身体变形了,它在痉挛中抽动着身体。它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人不会注意到一只蝴蝶之死。 临终的蝴蝶在说什么呢?有谁能翻译这语言呢?也许,它的语言只是一种气味、一种淡淡的芳香。 (阅读全文)

独角兽博客推荐:野夫博客

随笔散文

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 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 却又恍若巨石在喉, 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黑暗中撕心裂肺, 似乎只须默默一念, 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 秋水生凉, 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 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 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全文阅读)

地主之殇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全文阅读)

残忍教育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全文阅读)

闲话易中天

先生和我,应该论得上谊兼师友。这种关系在我毕业之后,似乎更渐深浓。那时我分到琼岛,彼此尺素往还,说些非关家国的闲话。再以后,我又突然辞职回了武汉,之后是比较漫长的闭关索居生活。而此阶段的先生,在武大则也过得比较压抑。虽然著书几册,讲课最受欢迎,却由于众所周知的诸般人事,竟连正高职称也被卡着不评,住所则依旧是蜗居。于是,先生渐萌去意。
楚材难为楚用,这大抵是自古而然的可悲潜规则。好在天下尚大,自不乏人犹能于风尘中辨物色,很快厦大就来了调函。从当日的频繁通信来看,初迁海崖,风俗尽殊,不免有去国怀乡之叹。(全文阅读)

利川人物志

童年的恐惧与仇恨——一个小镇的文革始末

我在19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五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全文阅读)

组织后的命运——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我唤作大伯的这个人名叫张志超,实际是姑婆家的长子。姑婆是我外婆的干姐姐,她们情同手足,于是两家从民国至今,一直保持着珍贵的情义。大伯的祖父在上个世纪初,是湖北汉川县田二河镇著名的剪纸艺人。祖父带着儿子【大伯的父亲】在世纪初年,一路剪纸剪到了圣彼得堡。据说他们父子神奇的手艺,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城乡,曾经赚到过许多金卢布。后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陷入战乱,父子避祸返国的途中,在乌苏里江翻船,行李和钱币皆付之东流,他们仅得生还。(全文阅读)

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68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全文阅读)

杂文评论

那一代与这一代的遭遇

80年代初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访美,张洁女士曾偶然在一次宴会上碰到"垮掉派"的鼻祖金斯堡。说偶然,是因为这次饭局的东主大约因为社会形象的考虑(很奇怪,美国也计较这个),并未邀请金先生作陪。他听说是招待中国客人(他从50年代便对东方禅宗感兴趣),便自家赶来了。衣衫落拓,且背来一架旧手风琴。这迹近我们所说混吃混喝,所以席间的东道方对他虽不便"端茶送客",却多少有些"给冷脸子看"。他却是个自己热闹的主儿,不断找中国作家碰杯,然后自己提议要为客人献上一曲。遂拉起那具漏风的琴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唱开了。
其时,对我国来说,"垮掉派"文学基本上还是一个禁区。中国代表团是否内部有"说法"规定在美国的接交范围,这尚不知。但至少在美国,彼时代表其官方的主流文化正统作家们,却仍有些不屑与这种在野派的"垮掉"文人为伍。哪怕金斯堡该时早已名满天下,也拿过国家大奖了,却仍难在这种场合"奉叨末座"。(全文阅读)

戏谈左右 五

假设按照左右的最初定义――左代表激进,右代表保守。那么我相信在初民那里,左派是人类得以进步的一个主要群体。试想我们的老祖宗都还爬在树上依靠野果生存的年代,其中几个激进的说――老子们不能完全望天收的过日子了,得下去搞一点肉食――走向渔猎,是一件危险的赌博,一定有右派出来反对说――还是呆在树上安全,虽然吃不饱好歹还是社会稳定。【嘿嘿,让全国吃饱是至今我们的领导都唯一感到满足和自豪的事情】很显然,激进的左翼初民最终改变了人类的走向,否则我们还像非洲某些土著一样,至今还依靠香蕉在生活。(全文阅读)

戏谈左右 八

就像右翼有温和右派和激进右派之别一样,左翼也有这样的分类;没有一个阵营是清一色的同志。比如一个人对你大骂腐败政府,痛恨单位领导,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他就不是极左分子——要看他的思想谱系。
一个左派【或者右派】是怎样产生的呢?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何会迷路于一些常识教育,成为一个极端主张分子——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感到迷惑的问题。对于那些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望维护某些原教旨的什么基本原则,这我不难理解。但是对身边我所熟悉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何以也会产生一些奇怪得离谱的理念呢?这里,我就试图对一个曾经熟悉的朋友——龙文采,来作为一个个案分析,看是否能找到答案。(全文阅读)

旧体诗

词三阕:纪游
八声甘州 . 君山吊古

看万顷玉鉴袅烟云,翠微出波心。正初秋时节,一苇渡我,聊避尘氛。最喜汀兰岸芷,无主缀幽林。风送沙鸥舞,霞散天青。
古井落花如脂,想当时红浪,曾照湘灵。问佳人何在?竹上泪犹新。叹荒蒿,已埋鸳冢;望帝京、鸦背暮云平。空怀感,幻天情海,孰证三生。(全文阅读)

樱 花 行

珞珈三月坐春风,樱眼乍开启迷蒙。
风霜未退花事满,倾城冠盖看新红。(全文阅读)

新诗

寻母启事

在深秋的早晨
她悄悄地走岀了家
平静地换上破旧的衣服和鞋袜
她把短信和钥匙在枕头中放下
她说要到长江去找我的爸爸 (全文阅读)

阳嗬——一个山地民族的挽歌

轰隆隆野马炸开鼓锣如潮 浪击着高山之寨
在天与地的每一次合龙中 都有一个生命
碾碎为云为烟 为嫠妇之凄梦 撒阳嗬
黑云和黄土正构筑起广大的墓室啊
把九十九只哀伤的手搭成歌场吧 撒阳嗬
为一个新寡者而歌她惨白的美丽
为这美丽而痛悼那个薄情的亡灵 撒阳嗬 (全文阅读)

剧本

1980年代的爱情

在一个偏远的土家族县城,关与雯是高中同学。关暗恋着雯,并偷放过一封信在雯的书包里,但雯没有任何反应。1978年的高考结束,全校仅关考上省城大学,而雯却以一分之差落榜。
四年后,关大学毕业又意外地分回小城政府工作,并被下派到一个乡镇当宣传干事,而他大学时的恋人则留在省城。颓废消极的关在孤独的小镇借酒浇愁,因买酒邂逅了在这里供销商店当营业员的雯。(全文阅读)

独角兽博客推荐 老木匠的博客

老木匠工坊 生长的地方

上海的山阴路

因为鲁迅是在这条马路上去世的关系,这条长不过一里地、宽不过20米的山阴路成为上海的一条名街。
这条马路开筑的时间很早。随着北四川路向新靶子场(今天的鲁迅公园)延伸,这条越界筑路就不停的往外生长出新的岔路。山阴路就是其中的一条,当时起了个最常见的英国人名字为路名——施高塔(scott)路。沿汉璧礼西童学校(Public School of Boy,今天的复兴初级中学)向东延伸,蜿蜒而北再向东,后来一直延伸到沙虹港这条小河,成为断头路。1945年租界收回,才将这条路的前半段命名为山阴路,后半段命名为祥德路。
沿着这条马路,陆续建起了弄堂房子。从路口而往前延伸,由20年代的石库门里弄,到30年代初的新式石库门、新式里弄、花园式里弄、公寓式里弄、花园洋房,都可以在这条短短的马路上看到,可以说是集上海弄堂房子之大全。 (阅读全文)

我所体会的上海石库门

石库门是上海特色的住宅式样。
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是从小居住的地方却是解放后盖的干部宿舍,几个亲戚家不是住花园洋房就是新式里弄,而中学所在地区也大多是解放后的工人新村和新式里弄,同学里面几乎没有住石库门的。因此在18岁以前确实没有进过石库门。
中学毕业后进了房屋修建公司工作,当了木匠,每天就在石库门里弄里钻进钻出,才开始体会这种上海特色的住宅。
石库门里弄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10年前李自成军队横扫江南,把江南地主豪绅赶进狭小的上海租界,靠着外国军队的枪炮保护,上海租界人口由此爆涨几十倍。到太平军玩完,这帮难民倒有点“此间乐,不思蜀”的念头,很多人打算购房定居。老外控制下的租界当局禁止建造纯中国式的木构住宅(怕火灾),而租界地皮又贵,原来的大宅院是建不起来的。 (阅读全文)

“盲流”和“打工”——上海精神和文化的“底蕴”

现在拥有上海市区户籍的“上海人”,向上数到他们的三代、或四代的祖先,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盲流。真正的五代以上都在上海的,那却往往是上海郊区的“乡下人”。
比如过去所说的“四大家族”最著名的宋家,宋耀如是在一代人中就发了家,但却是连自己的姓氏都搞不清的盲流。原来有钱的上海人就是跑长江、海运的,也只是小商人而已。后来英国人看中这个地方开埠,带来了广东人买办,宁波码头的衰落又带来了一批外贸商人;还要感谢忠王李秀成,把江南的大绅士大地主赶到租界里来做寓公,地租收来做买卖,成了难民商人。这三大来源构成上海的上流阶层,是脱离了当时社会主流体制的,怎么可能是“贵族”?上海人实际上根本连士大夫传统也没有,尽管也出过徐光启这样另类的“阁员”。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随便落刨花

当集体无意识的时候

晚上和一些年轻人去泡吧。
厅里灯光闪闪,人体交错。声音剧闹,重低音开到使人觉得自己的肺叶也在共振,手里拿到一袋服务员送来的爆米花,也在纸袋子里合着节拍颤动。
人人半醉不醉,象痴或颠,扭身甩头,摇摇摆摆,都很享受的样子。
一边入乡随俗的摇摆,一边想我们为什么喜欢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记得小时候没有酒吧,但在游行队伍里、在批斗大会上,或者是后来参加团体操、或者是合唱队的时候,也有这种陶醉的感觉。 (阅读全文)

“功利性认真法”

我觉得或许是这样的: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功利性认真法”,感觉可以对我有好处的,那就“认真”得无以复加;对我不能带来直接好处的,那就是随便一说,一点不用认真。
比如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贯彻那“三纲五常”认真得不得了,想来那是因为这个“纲常”的实质就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无论你是盗贼还是叛逆,反正只要你上了台,其他人都必须“忠于”你;无论如何你是多么的无赖罪过,儿女们都必须“孝顺”你;无论你是如何的花天酒地、满身肮脏,妻子都必须“服从”你。那是多大的实惠,多大的好处,唯一的评判只不过是你在不在位置上,在位置上就理应得到他人的供奉。尤其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坐享其成,那为什么不认真呢?没有更高的道德评判,没有手段、规则上的任何禁忌,关键是要成功、是要登上位置,那么当然就要“认真”来谋取,不必顾忌到任何的评判。(阅读全文)

走马观花:地球另一边的大国

什么叫做“地大物博”,去年到俄罗斯算是见识了一次;这次到巴西,又强烈感觉到了这个词的分量。从圣保罗飞往亚马逊河中游最大城市玛瑙斯的班机,足足飞了3小时45分钟,从飞机舷窗往下望,一直是一片绿色,不是草原就是森林,而城镇却是很罕见。
到了亚马逊河,才知道什么叫做“大河”,即使是玛瑙斯所在的内格罗河(黑河),最窄处的河宽也有3公里。而且即使是在现在的旱季末期,万吨轮仍然可以停靠河边的浮动码头(与河岸只有几十米的栈桥连接),河道最深处达到20多米!往下游到黑河与亚马逊河主流的交汇处,黑水(实际是茶褐色)与主流的黄水界限分明,被黄水挤到一边,黄水浩浩荡荡而来,占据了整个10多公里宽的河道。这里离开这条大河的入海口还有2000公里,它还将要吸纳十几条支流。根据最新的地理勘探资料,它的长度是6700多公里,无论在水量、河宽、河长上都为世界第一。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回忆与思考

成长时幸运的阅读环境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是适合于培养阅读兴趣的。
在我的《借书岁月》里已经提到过我的父亲是喜欢读书的,尤其是喜欢借书来读。更特别的是酒足饭饱后喜欢把他认为好看的书给孩子们宣讲一番。虽然故事讲得并不好,不过那副陶醉的样子足以感染我们兄弟姐妹觉得阅读是件开心的事。印象里最深的是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从虹口图书馆借来了《白鲸》,手舞足蹈的讲捕鲸故事的神态。那时我好象刚上小学,没识几个字,翻阅这本书的插图,觉得很可怕。 (阅读全文)

我的1976年记忆片断

前几天转贴了朱学勤的1976年回忆,想起来这一年确实是有点可说的。记忆里政治大领导接连死了3个,真的是“换朝改元”了。而且更神秘的是,这一年的年初有吉林的大陨石雨,9月前发生了3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后来这一年的冬天也是我印象里最冷的一个冬天,上海下了一场我记忆里最大的大雪。
这恰好是30年前的旧事了。我正在上海一个集体所有制单位里当小木匠,还在学徒中。那年的元旦,我们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工地——甜爱路,给那里的居民房屋进行大修。
1月7日(?)一大早,我被父亲的一声惊呼闹醒:6点半的新闻一开始就放哀乐,宣布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 (阅读全文)

考大学

1977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经常乱翻书

绞肉机失灵

《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这本书的内容是探讨斯大林在他去世前正准备发起的一场大的案件,作为前奏是清洗列宁格勒集团,以后是借着“医生阴谋”、犹太人阴谋、清洗内务部三大案件,逐渐收拢,搞几次30年代那样的“公开审判”,最后应该是将整个中央高级官员一网打尽。可是这个案件还没有成型,斯大林自己就突然死亡。所以这是“Stalin's last case”。这是书的英文原名。
全书的基本资料来自于近年来开放的前苏档案,有很多的审讯记录。
苏联式政治体制是一种“绞肉机模式”,它不可避免的需要大清洗。这是它的牺牲者之一的布哈林在临死前给斯大林的求饶信里总结的: (阅读全文)

“第五大发明”的注脚——推荐完颜绍元:《到衙门上班去——古代公务员职场生涯全记录》

一般都说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有“四大发明”,不过仔细想来那都是技术层面上的发明,实际上中华民族还有很多发明没有列上去。
我一直以为,比如职业官僚制度就是重要性足以与“四大发明”比肩的又一大发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与血缘宗族、宗教神道无关,拿工资、办公事的职业化官僚体系,绝大多数社会政治事务都是由这套运转良好的机构来推行。这在当时、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可惜的是,这个大发明在近代实在是宣传得不够,甚至还往往是批判的对象。有很多人对其嗤之以鼻,动辄给它戴上一顶内涵不明的“封建腐朽”大帽子。 (阅读全文)

佛朗哥的西班牙及其后佛朗哥的西班牙

很少见的文艺描写形式的历史书。
“西班牙的发展史好似一条断断续续的线,事实上,就是西班牙缔造、间断、再造的历史。”经常的外族入侵、奴役、同化、重建。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佛朗哥的西班牙及其后佛朗哥的西班牙。
在1936——1939死了60万人(大约是全国人口的1/20)的内战结束后,佛朗哥的施政原则是:“实行合作方式,结束毒害人民的自由体制。西班牙将遵守法律规则,推进对祖国的崇拜,发展社会公正,实行保护中产阶级和劳动者。简言之,西班牙将借鉴德国和意大利的经验,但使之符合民族特性。”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只教不敢诲

大学的牛人

现在大学里气冲牛斗的人不少,不过仔细想想,实际上里面又可以分出好几种。
一类牛人是党政领导。
实际上高校的产业化最显著的表现正是在于管理层。校产现在动辄几个亿,管理者的身份地位自然也就牛气。而且现在时兴的是管理科学,样样要有数据、档案、表册,高校的管理不可避免的公司化,教师当然也职员化,教学也就“生产化”“流水线化”。牛人都挟“现代管理”理念,教师都是一线生产工人,自然不停得考核、奖惩。
和1980年代的“双肩挑”干部不太一样,现在不是先挑教师这一肩、然后再挑行政这一肩;而大多是先挑干部这一肩——很多是来自庞大的学生管理队伍,然后再在职读硕读博、讲师教授博导一个不能少,终于成为爽肩压担的牛人。 (阅读全文)

面对哭泣的女生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照例被学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洪水淹没,不停的看文章、改文章,参加论文的答辩。做教授到这个时候,就完全是个力气活了。
今天参加了一场硕士论文答辩,3个教授面对3个申请学位的女生。先要她们汇报论文的概况,然后由我们提出问题,请她们出去准备半个小时,再回来答辩。
一个女生在回答我问的有关她论文中的一个论点的问题时,脱口而出:“网上都是那么讲的。”我不禁好笑,反问她道:“你是从什么网页上看到的?这是谁的观点、他是如何证明的?难道网页上的东西就是无须证明的公理?你现在是做公司的财务,是不是见了网上的银行网页就往里汇钱呢?”这个女生一时语塞,情急之下就抹起了眼泪。 (阅读全文)

“扩招”,但不“大众”——“教育产业化”中的大学之四

选拔精英的教育传统
从孔夫子开始“有教无类”的授徒传学开始,中国古代的教育就是一种大众阶层中精英分子得以进入上等阶层的选拔机制。尤其是延续长达一千四、五百年的科举制度,造成中国人对于教育的基本观念是:通过读书来获取一个法律明文规定的社会特权地位,成为一个“人上人”。学会谋生的本事,以本事在市场交换中获取一份高于父辈的收入的概念却几乎是没有的。因此说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还不如说中国有崇尚成功的传统。
1949年以后的大学教育和历史上的传统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培养选拔干部为高校的主要办学目的。学生一毕业就填写干部履历表,成为24级干部。1978年恢复高考后逐步改变,但是大学“培育人才”的观念继续存在,社会以及大学的教师普遍认为,进了大学就是“人才”,没有考上大学,就不是人才。这种人才观念的潜意识里,大多数人考不上大学的人,就是淘汰下来的失败者。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假装学斯文

惩治受贿罪的一些历史经验

中国古代法律有大量治理官员的内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职业官吏体制的国家,因此对于职业官吏进行选拔、任用、监察、考核等等的法律制度非常复杂。这是非常珍贵的法律文化遗产,值得注意总结研究。本文仅就惩治腐败渎职方面做一些历史的回顾。
历代治官的法律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防止官员“犯赃”。赃字在古代的原字是“臧”字,意思是“藏”或积聚,后来加上表示财富的“贝”字,特指不正当的经济收入。古代法律把所有的不正当经济收入统称“六赃”。 (阅读全文)

矫枉过正——古代严禁叔嫂通婚的法律

靠着一颗长得不是地方的怪痣居然可以发财
清朝人王有光编写的《吴下谚联》以谚语汇编为名,收录了很多成为谚语来源的离奇故事。其中第二卷“龟头有痣终须发”的故事简直是匪夷所思。
据说从前有一个有钱人家的寡妇忽然怀孕,族人都说是寡妇和小叔子通奸,告到官府。按规定妇女犯奸罪必须出庭受审,必要时还要刑讯。但是寡妇已经怀孕,依照法律规定应该要等到生育后才能审讯。地方官受理案件后,就下令把寡妇交给本族的族长看管,等到产后再开始审理。 (阅读全文)

西门庆发家的营生

西门庆是《水浒传》和 《金瓶梅》两部名著里的主要人物。西门庆的角色是个恶霸商人,但是他究竟是如何发家的,《水浒传》里却是语焉不详。第24回首次介绍西门庆时,说他是个“破落户财主”,在县衙前开个生药铺,“近来暴发迹”,并没有说明西门庆暴发的缘由。王婆在向潘金莲介绍西门庆时,也只是说他是生药铺主,如何阔绰。
《金瓶梅》的作者或许是意识到这个漏洞,在介绍西门庆的营生时,都特意介绍他是个“放官吏债”的。比如第3回里王婆向潘金莲、第7回薛嫂向孟玉楼介绍西门庆时,都强调西门庆是“卖生药、放官吏债”的大财主。可见“放官吏债”应该是西门庆得以暴发的主要营生之一。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刀笔的漫谈

师爷“体制”的消灭

从法制的角度来看,各级官员私人聘请“师爷”来办理公务的习惯性“体制”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当嘉道年间腐败风气盛行后,师爷群体也迅速走向腐败,推波助澜,使吏治迅速恶化。
嘉庆初年,已退休的江南名幕汪辉祖在他的回忆录《病榻梦痕录》里说当时师爷界的风气已大大不同于他刚出道时的情况,“江河日下,砥柱难为”,很多师爷和主人狼狈为奸,“端方之操,什无二三”。半个世纪后,另一位浙江籍师爷金安清也在他的《水窗呓语》里会回忆说:自从嘉庆、道光以来,衙门里的老吏(特指朝廷六部的书吏)、老幕、老胥(特指地方衙门的书吏)这“三老”,都是“老贪、老猾、老奸”,与贪官沆瀣一气,“国家二百年纪纲法度皆失传矣”! (阅读全文)

在事实与法律之间自由穿梭

从以上两节的介绍里我们可以看到,刑名师爷对于事实和法律可以具有一种灵活的立场。这种灵活立场上我们可以举出近代人刘体智写的有关晚清官场情况的笔记《异辞录》中两个案件来说明。
第一个是光绪年间在广东发生的杀奸案件:有个人的妻子与人通奸,偷了家里的一些钱财,和奸夫私奔。过了两年多,那人在离开家乡几百里的地方正好遇见了这对野鸳鸯,他就拔刀相向,将两人当场杀死,然后到当地的官府自首。 (阅读全文)

“堂上一点硃,民间千滴血”

和现在社会一样,一旦受理了起诉,衙门就要开始传唤案件的当事人。这个传唤的名单是也是由师爷根据起诉的状子里提到的被告、证人情况来划定的,发下去由书吏制作传票,然后由长官用“硃笔”在被传唤人名字上点上一点,就算是批准了,吩咐衙役前去传唤。由于衙役们有了这张传票在手,就会以“鞋钱”、“跑腿钱”之类的名目去百般勒索当事人以及证人,所以历来的,幕学教科书都引用“堂上一点硃,民间千滴血”这句民间俗谚,提醒师爷要尽量缩小传唤的范围。比如《佐治药言》说“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下笔时多费一刻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八字衙门里

古代法官面面观(上)

传说中国法官这一职业的始祖名叫皋陶(gao yáo)。这位先贤据说其貌不扬,甚至颇有些怪异。《荀子》说他的脸象削瓜之皮,呈青绿之色。《淮南子》甚至说他的吻部突出,一张马脸,而且居然是个“喑哑无言”的哑巴。
传说皋陶的审判很大程度上倚赖于一头神兽,名为獬豸(xie zhi)。其面貌后人有各种臆测,有的说象牛,有的说象羊,有的说象鹿,还有的说又象熊,等等;但是都一致认定这头神兽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头上长着一根独角。它能够判断是非真伪,每当案件疑难,不能决断时,皋陶会把这头神兽牵上来,神兽就用它的那根独角“触不直者而去之”,把那个说谎的、理亏的一方当事人抵触出局。
看来这位传说中的法官始祖还带有很大的神话色彩,而獬豸神兽断案的传说更是反映古代世界各民族早期普遍存在的司法裁判中“神判”风格。
不过在儒家的经典里,更突出的是皋陶的人性。据说他曾经在雷泽垂钓,是被著名的圣君大舜发现和重用。《史记》里还记载了舜对皋陶的“任命状”,大意是说:野蛮民族侵犯中国之土,杀人越货,内忧外患。你来担任“士”的职务,五刑要量刑适中,裁定五种犯罪,要分送三处执行,分别给予三等之居,并要有一定尺度。只有公正廉明才能使人心服。所谓“三处”,据说是“大罪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三等之居”,是指“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  (阅读全文)

衙门系列故事之三——衙门的事务:监察

在亲民、治民的州县长官上面,重重叠叠的压着方方面面的“治官之官”,监视着州县长官的施政以及为官情况。州县长官如果不能一一应付层层上司的要求和监督,就会动辄得咎,被参被劾,罚俸降级,甚至罢官革职。所以明清官场上传言“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学治臆说》)。在方方面面的监视下,州县长官就如琉璃屏般透明,也如琉璃屏般的易碎。
所谓打破琉璃屏并不一定就是指立即罢官,同时也是指州县长官很难升官。一般州县长官的任期为3年,3年任满后如期升迁的州县长官几乎是没有的,总要再到其它州县再去做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可以升官,宦途一帆风顺的可能性极小。特别是做人正直的清官、好官,因为往往不为上官所喜,在州县官位子上会转磨转上好几任。《明史·循吏传》正传传主共有30名清官,都是从州县官步入宦途,都被治下的百姓誉为“青天”,但是却只有4个人最后爬上司道一级,其余的人都在州县官的位子上致仕退休。《清史稿·循吏传》有58名正传传主,其中升到司道一级的也不过17人。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轩倪,清朝著名的清官于成龙、陆陇其、陈瑸等等,都有着在州县官位子上辗转几任、被降级处分甚至被革职罢官的经历。  (阅读全文)

亡灵作证(一)

1、无尸难定案
人命案件的“五大要件”
《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里描写武松出差回来,打听得哥哥武大郎被嫂子潘金莲和奸夫西门庆害死,找到了旁证,到衙门告状。想不到知县贪图贿赂,不予受理。那狱吏也说:“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俱全,方可推问得。”同样的话在《金瓶梅》的第九回也重复了一遍。
“尸”,是指尸体;“伤”,是指经过尸体检验以后发现的致命伤痕;“病”,也是指经过尸体检验后发现的致死的病因;“物”就是指物证,尤其是指发现有致命的凶器;“踪”,就是指已经具有证人证言等足以证明行凶情节的踪迹。这确实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法律处理人命案件的“五大要件”。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纸上谈金戈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1)兵役与动员

中国古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军事。《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祖先;戎,就是打仗。可见政治家们在很早以前就把进行战争看成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商周时代,“兵礼”是最重要的“五礼”之一,国家的战争和军事活动已经被规范化、制度化。《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以后各个朝代,军事制度都被认为是朝廷的头等大事,一般都是由皇帝亲自策划制定基本的原则(公开的或者是不公开的),由朝廷最高级官员加以具体贯彻实施。毛泽东曾说军队对于国民党来说,就好比贾宝玉脖子上的那块“通灵宝玉”,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命根子。这句话拿来形容历代皇朝也是一点都不错的,对于历代的皇帝们来说,一旦失去了对于军队的控制,改朝换代的噩梦就要开始了。
由于历代对于军事制度的高度重视,而且都是作为最机密的政治事项,往往在史料记载里找不到有关的具体内容。本系列试图稍微整理一下这个重要制度的源流。将分为兵役与动员、编制与部署、军官与来源、调遣与指挥、兵礼与军法等几个大的板块。 (阅读全文)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3)将兵与将将

1、文武分途
中国直到春秋时期还处在部族国家阶段,各级贵族掌握政治权力。周天子的朝廷有公、卿、大夫等贵族主持朝政,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也依靠卿、大夫等贵族执掌政务,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文、武官职分类,在战时一般卿受命为“帅”或“将”(都是指挥的意思)领军出战,据《公羊传》解释,如果领兵的贵族地位高、而且军队规模大,就称之为“帅”;如果领兵贵族地位高而军队规模不大,就称之为“将”。由于上卿经常领兵,因此也尊称为“将军”。临战时将、帅会分派大夫为“尉”、“御”、“右”等战术指挥职务。
随着各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新贵族向职业官僚转化。同时由于战争日益频繁,作战的规模和地域不断扩大,作战时间不断延长,作战形式日益复杂,而士兵成分也多样化,需要有专职的军官担任指挥。原来只是临时战地指挥员的“尉”逐渐成为专职的军官,为武官的统称。 (阅读全文)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5)“兵礼”与军法

据儒家的归纳总结,西周时期的“五礼”中就有“兵礼”。兵礼既包括交战的规则,也包括了军队中的各类礼仪和纪律。
公元前638年,宋国纠集了卫国、许国、滕国一起进攻郑国。宋国是商朝灭亡后的商族人国家,西周之初受到周族诸侯国家的严密监视。春秋时期宋国开始摆脱被周族诸侯国家监视地位,而宋国的国君宋襄公更进一步,想步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齐国国君齐桓公的后尘,来当中原诸侯各国的霸主。当时郑国已沦为楚国的附庸国,因此宋襄公打算通过这次征讨来树立他在各诸侯国的称霸地位。宋国的司马子鱼劝说他:“上天在很久以前就抛弃了我们商族,您想要振兴宋国,恐怕是违背天意的。”宋襄公不听。楚国为解救郑国,直接出兵进攻宋国。宋襄公亲自率领宋军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迎击楚军。宋军先排列好了阵势,而楚军还在渡河,司马子鱼建议乘着敌军在渡河的机会发起冲锋,宋襄公不同意。楚军上了岸,正在排列阵势的时候,司马子鱼又建议赶紧冲锋,宋襄公又断然拒绝。等到楚军排好阵势后,宋襄公才下令冲锋,可是由于宋军实力弱于楚军,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宋襄公自己大腿受了伤,卫队也全部被消灭。(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