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制度
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竞争
从方法论上看，解放思想就是鼓励人们学习科学的思维方式。这包括培养逆向思维和发散思维来补充人们习惯性的单向思维，用证实和证伪的方式替代主观臆想。用专业精准的思维替代模糊混沌的思维。从激励机制上看，就是要让讲真话的人得到正面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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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钉子户”的成功很难复制
吴苹于12月20日参加了某网站2007“坛”论中国影响力盛典。该网站给她颁予的是“史上最‘高’楼奖”，由主持人刘仪伟颁奖。而就在刘仪伟都已经说完“谢谢”，准备颁下一个奖时，吴苹突然说“等等”，并且从身后拾起一块砖，让当场所有人大跌眼镜——原来吴苹为了表达感谢，送上了拆迁时留下来的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块砖，并呼吁网民为捍卫自己的权利“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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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老虎定性：“人傻、钱多、速来”
两个月来，自“陕西发现华南虎”的消息以后，各方质疑不断，从“陕西林业部门坚信照片为真”到“国家林业部门官员不介入照片真伪鉴定”为止，人们可以得出的初步判断是：他们“人傻、钱多、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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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身工”到“血汗工厂”——谁是救世主？
去年是夏衍（沈端先）先生仙逝10周年。如今的读者，只要是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被称为先生的学生——《包身工》这篇报告文学直到2004年，才从高一的课本中撤出。该文的影响可以说非常深刻，因为它不但影响了学生们的思维方法，甚至成为了以后新制度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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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本”掰不过铁腕 + 铁腕掰不过“铁律”——中国宏观调控之制度因素分析
本文针对目前中国宏观调控中出现的失效的现象进行了制度因素方面的分析，认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并非仅仅是政府的职能；认为政府行为未必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必须符合“科学”的判断标准；论证了缺乏约束的政府行为，其特征是“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认为政府的职能并不是“经济建设”，而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认为如果要取得宏观调控的理想结果，前提在于财政体制、监督体制、政府的职能以及政治制度都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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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假”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革命开始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市场经济中的“迂回生产”的特征于是也开始表现突出。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呈现指数式增长，“假冒伪劣”现象也随即逐渐泛滥成灾，人们发现：消费者是上帝，但上帝经常被欺骗。“打假”的需求刺激了“打假”的供给，由此导致中国 “打假”的制度上的演变。最近国家质检总局一司长因为涉及腐败而跳楼身亡，紧接着河北“三鹿奶粉结石门”等事件都震动了舆论界，引发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打击假冒伪劣，保护食品安全，提升“中国制造”的形象？本文将回顾我国“打假”的历史演变，并紧扣“激励机制”这个关键，分析达到以上目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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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与文明
和平崛起谨防国家机会主义
“抵制”日货就象流行性感冒一样，隔段时间就在中华大地上发烧一次。如此措辞肯定将令某些人不愉快，因为要让这些人退烧，就必须让这些人知道自己“病”了，需要吃药或打针。
热血沸腾，参与抵制的行为，基本是无须，无暇经过思考就得出的关于“屁股”的选择。与文革期间寻找“现行反革命”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选择。它具备用意识形态来选择的特征：简单高效地从众，盲目地从众，从众的过程带着快感。同时也意味着是经不起推敲的选择。推敲的方式是分析问题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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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不解决座位短缺难题
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南京两大学生公交车上“拍照”逼人让座》。因为这样的社会问题，被当事人各方错误地理解为是“社会公德”方面出了问题。而不少人嘴上的“道德”，就像是手电筒：只照他人，不照自己。公交车上弄一个“老弱病残孕专座”，也是在这种思维逻辑下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制度安排，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相反，它还经常成为矛盾爆发的引信。大学生威胁要将“不让座”的图片发到网络上，是期望借助于“道德”的力量为自己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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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短缺与道德
目前，各大城市的公交车上总是人满为患。拥挤是常态。对此乘客们的反应是争相比别人更早上车。因此他们不屑于排队，实际上他们比较了排队的收益（早上车更有机会寻找到空坐）和损失（晚上车可能导致上不去）。道德家们的反应是教育乘客们——要像日本等文明国家的乘客那样彬彬有礼，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效果是让乘客们“讲道德”，然后让他们拥挤并快乐着。而我的反应是：这里存在严重的短缺。我追求的最高效果是——改善制度，引入竞争机制解决短缺问题，让乘客们不拥挤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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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师生都处于“安全”的屋檐下
抛开一切价值观，因为地震本身根本不讲“价值观”，汶川大地震已经造成了近7万人的死亡，另外有1万多人失踪，还有几十万人致残。这个结果可以跟其他国家进行比较——2006年，广东省地震局局长黄剑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生同等破坏性地震时，美国的人员伤亡大体上是日本的1/10，中国的人员伤亡约是日本的10倍。
各位读者肯定会反思，这个“灾后结果”的差异，是因为美、日、中三国公民的“道德底线”的不同造成的吗？是三国教师的职业道德的差异导致的吗？或者倒过来说，通过批评“范跑跑”，迅速提高国人的道德底线、提高我国教师的“职业道德”，可以降低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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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教授应亲自检验自己的“理论”
我关注的重点，不是高峰教授理论的需求背景，而是他表述其“理论”时所秉持的价值观。这才是舆论如此强烈的反弹的原因。他所秉持的“以暴易暴”的价值观，不但不会导致社会和谐稳定，反而会刺激出更强烈的官民冲突，因此他以及他的城管学生们，都急需补上“普适性价值观”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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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
谁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于是我们就在他老人家的教导下，将“敌人”和“朋友”分的清清的。后来他老人家又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于是我们就“深挖洞、广集粮”！于是我们就忘记了自己还饿着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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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价值
岳飞是不是英雄的问题由于教科书大纲的改变，从“不是问题”变成了大是大非的“大问题”。同意者义愤填膺、誓死捍卫，认定自己是爱国者。反对者着急上火却显得理由苍白。被爱国者认定为卖国者或者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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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民党的进步干杯
我很同意马英九的判断：无论是哪个阵营取得了胜利，只要是通过选举，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以和平的方式产生博奕阵营，都只能非常“被动地代表”公民的利益，就都是“人民的胜利”。这跟我们这些观众的屁股坐在哪边没有关系。而且更进一步地，他们产生的政治红利是由台湾人民享用的，大陆人民并不会为此眼红。而历史上的国民党曾经依赖美国佬提供的先进武器而非常霸道，不管人民是不是愿意，都强制性地将人民的利益代表了。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先是在大陆被赶走，后是被民进党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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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萨达姆“糊涂死了”
“别开枪，我是萨达姆”--这个专制的暴君在被俘的那一刹那，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人权要求”--是啊，他怕死，面临死亡的威胁，他提出了这样一个任何一个人都会提出的人权要求。可是，此时的他，想到过被他戕害的人们的人权吗？那些惨死在他的万人坑中、化学武器之下的人民，那些被他砍手剁脚的臣民，那些被他推向前线充当炮盔以实现他的“伟大理想”的军人们以及那些可爱的孩子组成的孩儿兵，那些被他购买充当人体炸弹的可怜的“民族英雄”们。并不是每个专制者都会面临同样的境遇，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独裁者都会象他这样“被迫”理解一个常识：“怕死”是每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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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让歌手与歌迷双亏
我不清楚来大陆掘金的台湾同胞们，在进来大陆的规程中是否要过一道“政治合格”的扫描关，就象防SRAS或者是防恐怖分子那样。因为这个事件很奇特：如果有这样的扫描关的话，她怎么能进得来？如果没有这样的扫描关的话，这些抗议想说明什么？逼迫阿妹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最好是直接投诚，加入共产党？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