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28

野夫:是非恩仇已廿年

——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

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四处求职;而熊召政的儿子则早已移民加拿大——我们看来确实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这些年来,我常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今年两会时,一个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当年共同的朋友,突然来电婉转对我说——你们还是和解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虽然连办案的人都说是他负你,但作为你们共同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化解过去。

这位兄台的好意,我渐渐听明白——名利双收的熊召政,现在开始谋划要当全国政协代表了。他以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历史,但深知我不会。对我来说耿耿于怀的往事,想必对他而言也会如鲠在喉;也许他需要拔出这个刺了。

我对这位热心帮忙的兄台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请转告他,干完脏活的人,没有如此轻松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尸骨无存的母亲,我就不可能就此饶过这个长年卖友求荣的帮凶。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长江文艺》的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放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绝不做暴政鹰犬,次日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革命时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后来李海涛由K君掩护两个月之后,准备移交到我的故乡深山。但是他却决定要去广州找他的漫画家舅舅廖冰兄,结果被捕判处三年,连带K君也失去武大学业。另外一个张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马拉雅跑到了尼泊尔。可悲的是该国一向不敢得罪邻国,就在当年把他作为献俘,交给了前去访问的李鹏,之后随总理专机押回武汉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后重逢在北京,犹自对此苦笑。

那个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我一样出于良知的选择。但是因为形势紧张,当时皆未与他们联系。祖慰后来是从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尝给我电话。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审查,顺便试图开辟从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线。这时,曾经在武汉活动而结识的王军涛,辗转潜入湖北,由朋友肖远【当年著名民营大江科研所所长】负责掩藏在乡下。肖远委派陈汉华南下找我,我将陈安排在我租来的一个村居里。我与一友联系后,香港“黄雀行动小组”派来的两个接应人员,在湛江被捕【事见当时新闻联播】。未几,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厅警察包围,陈君被带回武汉坐牢,我交给本局审查。若干年后,我和肖远出狱在广州重逢,重新根据当年各个参与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终于基本锁定告密者。而那时,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军涛,已经经由外交努力,被驱逐到美国了。现在这些人都还活着,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

再说我在本局被停职审查期间,武汉住琼追逃小组曾在审讯时与我严重冲突,也就此结下了梁子。当时我的局长卢凯森【一个有良知的老大学生,现已去世】,被我的两封长信打动,暗中同意我在审查期间自寻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时全国追逃风声正紧,我自信故乡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于是自驾摩托,千里单骑潜回湖北避难【此行之艰险惊恐,另文再述】而政治处皆我同事,此后亦未再为难我。

几经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后遍体鳞伤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进屋立刻昏倒,大姐几乎无法辨认出我;她流泪用红花油帮我擦拭血迹伤口和满身尘灰。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故乡湖北,回到了一个精密的陷阱之中。

辗转回到故乡深山小城,因家父的旧部多在当地为官,而我也曾经在该县委工作,因此当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渐稀,我的身份成为了利川卷烟厂的采购员;又得以自在逍遥地出入城市,采购香精、水松纸、醋酸纤维丝束之类卷烟材料。

那年的我27岁,血气方刚犹未放下心中的孤愤。当厂里为了方便,同意我长期驻汉工作后,我便开始公开出入并与同道联系了。而那时,已经知道熊召政并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报公开开除出党【本来就是主动退的】。对此,我当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于留下来的革命战友了。于是我们重新开始频繁交往,一起使酒骂座,一起关注海内外民运的动态。

他是大哥,据他说在省作协遭到许多人的揭发和迫害,但是工资仍然照发,似乎只是不负领导之责了。我那时赁居在黄鹤楼下的一个古肆里,他没事便经常来我这里小坐。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经常告诉我海外消息鼓励我的斗志。我本来对此恶世并未心甘,当他提议我们应该响应海外民运,也来成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之时,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马表示即刻行动。我们俩策划,先办一份地下报纸,宣传民运启蒙大众。办报纸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钱买设备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说他负责找钱,我负责找地方找人。

武汉长江的下段,有个江中孤岛叫天心洲,住着一村农民。其中一家早已进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计划卖出。我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隐蔽和便宜,他却说还在筹钱,希望我也帮他一起设法。也算是因缘凑合,注定我在劫难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筹划之时,我多年未见的一个老兄弟阿西忽然找来了。

阿西是军人子弟,在宜昌一个只有代号的单位做宣传工作。他忽然跑来问我和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联系,说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准备无偿捐给他们。我毕竟是做过警察的,问他为何要这样冒十年大牢的风险做这件事。他说他从小就想干情报工作,又支持六四,反正这个东西在他手中很危险,也许交给民运组织还能有用。我并未告诉他我和熊召政的计划,只是对他说,你别拿来,我来帮你联系试试,如果需要再说。

阿西走后,我还是迟疑着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熊召政。他一听大喜,要我立即去取来。我当面应承了,但是以我的警察经验觉得此事太不靠谱,就根本未与阿西联系。刚过三天,他就跑来找我问拿回没有,我托故说联系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暂时没法拿到。他怏怏走了,过几天电话约我去他家,饭后拉我到外面林荫中密语,要我三天之内拿到那个文件,赶赴广州流花宾馆和海外民运组织来人见面交割。他要我当场默记一个电话和联络暗语,说一旦对上就可以交付。

我口头答应了,回来琢磨觉得他这个安排有点可疑。因为一旦出事,则意味着他完全没有责任,可以否定一切。联想到当初他在海南,为了巴结一个港商,竟然出卖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后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协主席,可能刑期还会更长【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证】。于是我还是按兵不动,不太愿单独赶这一趟浑水。

坦率地说,那时的我虽然一边参与他的提议和密约,一边还是在考察他的品质和可信度。因为在湖北文坛,其声誉原本不良,很多我们曾经共同的朋友,都渐渐疏远了他。但是他对我一直不错,我也很尊敬他,虽然内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党,我还是更趋于信任他的。又过了十来天,他电话问我去了广州没有,我说父亲癌症在住院,暂时没时间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犹豫原因,下午专程跑来黄鹤楼对我说——你必须去拿来了,海外来了四个人,有专家来鉴定真伪。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能一开始就失去信誉呢?那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你去取来交给我,我和你一起去广州。

话说到这个地步,看着他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再怀疑犹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问题了。于是当夜我派出一个小兄弟阿华,赶赴宜昌去帮我取一个东西回来。两天后阿华带回一个密码箱,我直接拿去交给了熊召政。他让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赶去他家,他告诉我,他负责带其中的胶卷,明天出发去广州。要我带那个密封的档案袋,后天赶去广州。并约好在某个宾馆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间,他会和“民阵”的人在那里等我。

我带着两个人如约赶去广州,按他的要求在那个宾馆见到了他,并把档案袋亲手交给了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民阵”的人。他解释说他们暂时不见我,但是给我们一行提供了路费。说着他拿出一万元给我,我说我们三个人来往,不需要这么多,当场退给他三千。次日我便带着我的人回汉了。

几天后他回汉约我见面,说“民阵”将给我们提供一笔地下活动经费,他过几天就再去广州拿。就在和他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进去之后的轮班审讯,直接指向这批文件。我当时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愿出卖朋友,一直拒绝交代。但几天之后,就从犯人之间的秘密渠道,知道这两位也进来了。至此我仍然拒绝回答问题,警方说人家都说了,你何必顽抗。我对他们说——我也曾经是警察,我深知我进来了早晚都会开口,而且肯定几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须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确实交代了,我再开口不迟。他们问为何要如此呢?我说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后会终生良心不安;而我选择后招,无非因为态度问题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为这一年而让后半生抬不起头来。警察多少有些怜惜我是他们曾经的同行,最后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盖了指纹的交代拿给我看了关键的部分。然后我对他们笑道——游戏至此结束,你们开始问吧。

我彻底交代了全部过程和动机,并公然表明我对独裁暴君的仇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们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被捕的?一个月之后,秘密渠道传来熊召政被释放的消息,我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敢坚信。我和阿西被秘密关押了一年之后,终于要开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请律师,指定了一个他们的律师来和我谈话。我看见起诉书上没有熊召政的名字,觉得从法律上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密件既非我窃,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转了一下。如果他无罪,我也应该无罪,这是常识啊。我就此疑惑询之于律师,律师皱眉苦笑说——你不是警察么?这个你还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我回到囚室还是想不通——虽然我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类手段,但是熊召政这样的名流,我和他无怨无仇且视同兄弟,他有可能来暗害我吗?我还是不能确信这一点。之后秘密开一庭,我和阿西终于无言见面。他对我说对不起,他先招了。我说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选择。庭上检方的举证终于让我大惊失色也恍然大悟——原来根本不存在民运组织来人一说,文件也根本没有递送出去,就寄存在广州的某人家里,现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给阿西鉴定。也是在庭上我才从保密局的证明中知道,他们鉴定的密级是秘密和机密两种,没有任何绝密件。

我要律师代我质问为何熊召政免责无罪,而我要成为被告。律师根本不敢质问这一问题,于是我只好自己陈辞追问,但是卑怯心虚的检方和法官,没有任何一句回答——他们完全不碰这个话题,我只能无奈苦笑。我心中发誓,我必须终身追问这一秘密;谁知很快我就找到了机会。开完二庭后,书记员将整整一本案卷递给我,让我只看当庭的笔录之后签字画押。所有人都到外面抽烟去了,我根本不看当庭笔录,迅速翻阅前面的各个材料。很快就找到了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回答法庭庭长,关于为何不起诉熊召政的一个笔录。

对此结果,虽在料中,但仍然如雷轰顶。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要他亲口对我解释——为何要参与对我的谋害?他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即使在那时,我还是宁愿往好处想他,认为他可能被胁迫,认为他总有一天要来给我忏悔。

判决下来,阿西以窃取机密罪判刑11年,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6年。我问法官,文件都在你们手上,请问我泄密泄给了谁?谁看见了这些秘密?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回答,只是劝告我们不要上诉,说这是省政法委内定的案子,上诉也没用。我当然清楚这一套,于是选择了尽快去监狱——与世隔绝一年几个月了,我需要知道我那在武汉抢救的癌症父亲,是否还健在人间。

1992年初春,我和阿西分配到武昌监狱,之后警方来人干预,说不能把我俩放在一起,于是劳改局又把我调到他们的直属入监大队——当年著名的武昌起义门55号。在这里未久,我很快成为了二小队的“牢头狱霸”,官方说法叫大组长。在这里,我终于可以见到亲人和朋友了,我在心中还在暗自等待熊召政来主动探监,解释一切。

我在劳改队很快帮他们设计出一种工艺品,用篾条做装饰画投放市场。队里的管教统称“干部”,都很同情我的身世遭遇,对我十分友好。一天指导员来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那个朋友熊召政,现在已经是武汉著名企业家,某高尔夫俱乐部的董事长。我带你去找他,请他帮我们买一点这些竹画吧。

其实那时已经有朋友告诉我,他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我当然想去看看他究竟对我如何解释,于是就同意了。指导员带着我第一次上街,找到了他的写字楼。但是他不在,秘书打电话给他,我平静地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一见,他支支吾吾托词说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书立刻付款买下了我背去的20幅竹画,成交额一共400元。

他再也没有出现,而我开始漫长的等待。在艰难地熬过四年半之后,我终于活着提前出狱,而父亲则已病逝半年了。母亲陪我住了十天,之后跳江自杀【详见拙作《江上的母亲》】。我决定离开武汉这个伤心之地前,计划最后一次去找熊召政——我想再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我还是不想从此结下深仇,最后覆尸二人流血五步。

我打探好了他的豪华办公室和手机,亲眼看见了他从凯迪拉克下来进去,然后给他电话,告诉他我已到门口,只想见一面就走。他明显惊慌地说,好好,那我让秘书来接你。半晌秘书出来,把我带进了他的豪华大班台前对坐下来。秘书司机等人流连在屋,不肯出去。我知道他怕我行凶报复,我苦笑说我只是来看看你,一别五年,听你叙叙别况吧——我在给他最后陈述的机会。

他叫秘书给我拿来了一个盒饭,故作神秘地对我低语说——我出来了一直还被他们监视着的,你看外面坐着的那几个人,就是警局的便衣。我看他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还想吓唬小孩。只好对他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他尴尬地送我到门口,强行给我衣袋里塞进一摞钱,然后关上了他的铁门。

我揣着他赏的1700元人民币,终于踏上了异乡之路。我们再也没有相问相见,直至十几年后的今天。

十几年来,家破人亡,我独自放逐在这个叫做祖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选择出境或者流亡。我要远远地看着他发财,远远看着他四处打点以获矛盾文学奖,看着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竞争省作协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还将看着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争当全国政协代表,去出席这个党的各种会议。最后,我将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

当然在这个国家,还会有各种意外——也许我会走在他前面。但是写完了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无憾了。因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后,再来歪曲历史,甚至再来怀念我们曾经的战斗友谊——因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旧体诗集里,还保留着赠送给我,赞美我“白眼青钱不受封”的两首律诗。

他和黄苗子冯亦代一样,都是著名的文人,一样的风雅和风度十足。他们在这个邪恶的国度,似乎也吃过亏,但最终是占尽风流。我会嫉妒他吗?不会。因为我比他活得轻松自由,活得毫无歉疚和罪恶感。我不敢想象他的每个深夜,扪心自问时是否有过汗颜,独自在途时,是否有过恐惧。我等了十几年,想看看这个天天写文章的人,是否会写一篇我们,是否会暗示一点歉意。哪怕只有一点,像冯亦代那样一点,那我也许还是会原谅。

因为我知道要谴责总督而不只是诅咒犹大,我知道强权体制决定的人性卑劣有时情有可原——我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无论警匪两道,我皆不陌生。但是当一个人欺骗了他的至交,竟然毫无愧怍之时,我确实做不到埋下斧头放弃仇恨。两月前,章诒和大姐知道冯亦代的事之后来信说——我泪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骗。但你时间短,而我们一家人却是被骗了一辈子。我不会沉默,除非杀了我。

她很快做到了,她将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绑上了耻辱柱。我深深地理解支持她,对于那些批评她没有恕道的人,我只想问——你们可曾有过这样的疼痛?在这个国家干脏活并不稀奇,但是干了你要承认,你要主动道歉。你连起码的良知和歉意都没有,凭什么历史要对你宽恕?别人受罪你受赏了,你就该主动灵魂下跪。

我已经被审判过一次了,总有一天,该轮到他来面对末日审判。如有人质疑我上述不实,请耐心等待一切解密的那一天,一切都在案卷里纪录着,就像东西德国合并后那样,到时人人皆可查阅。如果熊召政愿意起诉我诽谤,这次,我应该有权和他对簿公堂了——那将是我最高兴看到的一个时代和一天。

我等着,冬天已经到了。后面的话,我无须再说。

最后我要重复前人的话说——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我无意做任何英雄;我只是凭着良知,做了我该做的事,受了我该受的罪。谨以此文祭告我含恨死去的父母!谨以此文纪念二十年前牺牲、流亡和因种种牵连受罪的无辜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