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30

独角兽博客推荐:任复兴博客

考证

《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

据徐士瑚《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1900年山西教案发生时,天主教在山西传教已经200余年,而耶稣教在山西传教只有22年。光绪二十六年三月毓贤来抚山西,执行了西太后杀绝洋人的密令,他才直接间接杀害了耶稣教男女老少西人159人,其中英人100名,美、加、瑞典等国人59名。又,其中成人112名,妇幼47名。天主教被杀人数是32人,其中太原是主教2人、司铎3人、修女7名;归化道是神父14人,其他地区6人。至于山西教民被杀死的,据叶守真和陈守谦的记载,有七八千人之多。毓贤这年六月十三日上奏:“……令中军参将、首府县,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处,亲自兜拿……使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同恶相济教民十七名,一起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 据寿阳县秦锡圭获滋事之洋人七解押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 刑……”《庚子华人流血记》记载更详:“六月初九日通知,让大家聚居在猪头巷矿务局内,好加以保护……十一日晚,一齐搬过去。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教友等人已先占了内院……六月十三日下午,毓贤亲自带兵到猪头巷,下令士兵捆绑男女教士,一剑刺了罗医生的面,一直解到抚院衙门,坐堂审问。法人艾主教吃了毓贤一剑,倒地而死。他下令杀死教士……随后又从监中提来从寿阳县解来的毕牧师等七名,一齐杀死……计是日所杀天主、耶稣两教中外男女信徒九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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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西发现明版《金瓶梅》的两种说法

明版金瓶梅是民国年间从山西发现,这没什么争议,但是我听过的有关说法有两种。从现有资料判断,北图、北大购藏的两套迄今国内外最老版本的《金瓶梅》,都是民国年间出自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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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会议“万岁”喊法考

手头有一套二册新华书店编辑部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重要文献》80pp、《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讲话·报告·发言》250pp,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本。此次会议乃开国会议,可以说是具有制宪会议性质,尽管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四年后就被一个领导人的八十多个字的批示给否定了,这套文献仍有研究价值。

第二册书末〈编者后记〉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是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第一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出席代表十二人讲话。从第二日起,筹备会各组报告及各单位代表八十五人发言。九月三十日最后一天,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致闭幕词,会议圆满结束。本书搜集了这次会议各代表的讲话、筹备会的报告和各单位代表的发言。只有毛主席的开幕词和朱德副主席的闭幕词已刊入《重要文献》内,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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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教科书拾遗(添加中)

中华书局1923年公民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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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天下,还是公天下?——对钟叔河献疑的考证

同文馆首批英文生之一张德彝,1866年在斌椿等带领下到欧洲游历,日记中已能用《万国公法》的新思维、新名词进行观察和思考:“五月十九日 未正至酣博尔。地势不大,周三十余里,乃民主小邦,介诸大国之间。”“六月初八日……至美国乃官天下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称‘伯理玺天德’。如人胜其任,公正廉明,仍领之,然至多者不过十二年而已。”“六月十六日……过韩挪尔界,乃小国也,属日尔曼二十七邦之一,亦系民主小国。”“六月二十日……今合众国丁韪良冠西先生所译之《万国公法》,于泰西各约俱备志之……夫阿美利坚……民主是邦,称为合众国……时下国富民强,几甲泰西,前后不越六十年而竟若是,盛衰兴废之间,在天耶,抑在人耶?”(张德彝:《航海述奇》,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第540页、556页、565页、570页。岳麓书社1985年)

钟叔河先生编辑《航海述奇》时,怀疑“官天下”乃“公天下”之误,加方括号标了个“[公]”字,并在书口作提要:“民主之国公天下”。(见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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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随笔

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

“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这是1950年代初,本人童年时老师教唱的歌词。

曲调和歌词大意,至今还能哼出一些: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
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
斯大林,毛泽东,
毛泽东,斯大林!
像太阳在天空照!
法西斯垮了台。
争取人民民主,
争取持久和平,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我学会这首歌时,其中一颗太阳已经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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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阴阳配

记得我们那届,是第一次将解析几何下放到高中,相应课本,山西印数只九千或七千册,表明66届高中学生山西仅数千名,比时下的研究生还稀缺。然而七位女生多命运坎坷,在世的六位大都活得很累,除郝存芳大姐(二排左)沾父亲是公社革委主任的光,上过工农兵大学外,其余均与大学无缘。就她们的婚姻恋爱来说,当时火红年代,尽管婚恋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而泯灭,仍抵挡不住人性内心中自由的渴求,有两人是自主选择同班男生。也有人是在学校解散后,经人介绍才成家(如成雨大姐,二排右)。

活人不如死人自由。

将婚姻演为阴阳两界自由恋爱传奇剧的,是我们的孟嫦英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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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了一眼

那年老毛号召上山下乡,我们18个参加地区革委会“三结合”的中学生骨干(号称十八勇士),在机关呆不住了,被安排到晋北一个国家统配煤矿。我到机修厂当了锻工,认识了小Y。小Y穿一身洗得褪色的淡兰工作服,梳着两条麻花辫,鸭蛋脸,眼睛明亮,浑圆的鼻头,上唇显薄,好抿住嘴笑,身体微胖,非常漂亮,很勤快。不知怎么,我第一次看到她,就一见钟情。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上天安排我们之间必须有一种情缘似的。小Y的车工车间在我们锻工车间隔壁,又和我的女同学同住一屋。这为我追求她,提供了诸多便利。我的借口是给她补数学课,当辅导老师,和《红与黑》中的于连角色相当。她的室友经常上夜班不在,给我们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我们的关系决没有发展到《红与黑》中的实质性阶段,双方都不愿意那样。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尼娅和保尔,温情,浪漫,中规中矩。小Y的许多话,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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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妇养的”读鲁杂记

在文革中,我参与办过两种铅印红卫兵小报和一种忻县地区革委会机关报,写了不少文风泼辣犀利的派仗大字报和武斗檄文。本派的同学和机关干部,就戏称我是“泼妇养的”。骂人骂出水平,实在和读了不少鲁迅文章有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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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记录

咸丰慈禧时代的太谷案

咸丰慈禧时代,山西太谷出了个颇有戏剧性、轰动一时的“猪血案”。沟子村大财主贠家的四和尚,先后娶了杜家和杨家两个“对妻”,为第九、第十门顶门立户。这两家媳妇家也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后来男人死了,第十门杨家媳妇讲究贞节,不再改嫁。杜氏就想谋害杨氏,夺取财产。杨氏患了肚子疼的病。杜氏就定了毒计,买通了一个接生婆,给杨氏下了毒,并用猪血伪造现场,弄得血迹淋漓,说杨氏与人私通,有了私生子,小产死了。官司从太谷打到按察司、刑部,花钱花到王府。断了几回都没有断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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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寿平谈三一八惨案

记录者按:1926年三一八惨案,是20世纪上半叶惟一一次中国学生在最高当局门口流血的事件。1994年2月至9月,记录者在为书画家董寿平(1904,2,17-1997,6,21)进行录音采访,以备为其写传记过程中,做为亲历这一惨案的当事人、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6次着重谈了惨案前一天下午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翠花胡同8号对学生领袖的动员。为了让后人多侧面地了解这一惨案,将其口述原汁原味地整理如下,并将三一八发生后一些可印证的资料附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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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轶事

1976年清明节前,人们自发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董寿平最佩服周,4月4日这天,董一手拉着孙子良达,一手拉着孙女良端,来到广场表达了悼念之情。见范曾还在上头读悼词哩。他不凑这些热闹。他没搞什么活动,看见形势不对赶快带上两个小孩到中山公园去了。第二天就出事了。他说:“我什么都是独立思考。我跟谁也不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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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龙夫威、任复兴:在华盛顿纪念徐继畬仪式上的演讲

在1839-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徐继畬是主战派的一员。在中国战败之后,作为任职福建沿海的高级官员,他亲自遇到中国变化了的局势。在这里办理帝国的通商事宜过程中,通过与西方的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接触,他逐步实现了理性的转变。在经过数年对欧美强大原因的探索,并借助美国传教士大卫·雅裨理向他提供的现代地图,徐巡抚于1847年完成了《瀛环志略》手稿,翌年出版了此书的10卷本,这是中国第一部对新的世界秩序作出现实主义评估的著作。此书出版不久,由于守旧派们强烈反对他在沿海的对西方“夷狄”的抚绥政策的狂喊乱叫,咸丰皇帝撤销了徐巡抚的职务;此后13年,他一直失宠于朝廷,在他出生的西北内陆的一个省,靠当儒家经典的教授来打发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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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环志略》及其历史影响(198九)

今天,我们站在民主与开放的时代高度上,以生产力为标准审视历史的时候,应当看到徐继畬是近代史开端期一位很值得研究的人物;他辑著的《瀛环志略》是载有大量外部世界信息、包涵着卓越政治见解的奇书,并在近代中国、日本,美国发生过一定影响。

徐继畬(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鸦片战争时任福建汀漳龙道道员,积极布防抗英。战后道光帝召见并委以福建布政使,兼办福、厦两口通商事宜,迁福建巡抚。他痛感林则徐等“不悉外情,致误事机”,利用外交前沿的有利条件,潜心了解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他披图询问美、英驻闽官员,躬身请教久历南洋的老舵师,广泛搜集书报资料,五阅寒署,数十易稿,1848年秋《瀛环志略》刊行(以下简称《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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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畬文选

徐继畬:基督教的创立及其在西方的流行

任按:把西方文明概括为基督教文明,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儒教文明一样,不很确切。但是如果没有对基督教的起码了解,到了西方有时也会闹笑话。例如,敝人八年前,曾向新教传教士雅裨理的母校——美国新拔兰士威神学院,赠送了一幅徐继畬和雅裨理在厦门交游的绘画照片,绘画中却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背景。而这在新教教规中是忌讳的。尽管这样,校长先生还是很礼貌地接受了礼物。而我后来翻阅一个半世纪前徐继畬《瀛环志略》第二、三手稿中关于基督教的介绍时,发现先生那时已经注意到新旧教的这一重大区别了。先生是认真读了传教士赠送的圣经等书籍后,对基督教有了基本了解的。他的一些提要可能不准确,而且还做了一些包装。但却留下晚清中国上层士大夫认识西方的宝贵资料。圣诞节前,抄录点校出来,以饗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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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畬评点帝后将相

复兴按:徐继畬批点明汲古阁版《后汉书》,为徐家五世秘传,阎锡山欲观而未能如愿。1988年冬,也许我的诚心感动了徐家,他们慨然献出。由我作中捐献公家。现藏山西省博物馆。1996年,山西省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徐继畬集》中,有刘贯文先生的此书点校本。曾听刘师言其点校之艰难,加之电子繁体竖排,许多校出的错误录入员未能更正,差错率太高。山西出版界同仁视之为废书。因内容重要,不遑细论。请中学老同学邢宝生女士扫描录出。徐氏批语有两千多条,十余万字,今节录四万余字,以飨同好。文中差错,尚祈鉴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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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畬:世法平等,醉而成佛

晚年在平遥教书期间,继畬听到咸丰帝内外交困的消息,忧心如焚,卧病在床,担心不久人世,就实话实说,为身边的外甥薄于逵写下了剖白内心的《疯话偶存》,颇涉及初入仕时的心态,民国年间有人曾将这一手稿及寄曹生书一起影印过,值得照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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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第文选

徐润第:心灵的桎梏到自由光明

  天与人以大体,不能不予之小体以载之,而载大体者,反致累大体。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梏之,反覆,而心之存焉者,寡矣。是亦天之所无如何也。天开於子,地辟於丑,至寅而人事起焉。寅艮同宫,自坎以上,其事全归於天,自艮以下,其事全归於人,故艮(《敦艮斋遗书·说易》卷1页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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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第:空灵法界

致虚极,守静笃,老子之言也。周子之言虚,本乎此也。后来却(《敦艮斋遗书·杂言》卷6页10上)

极赞周子之静虚,而骂老子之静虚。有人问,‘体、用’二字,佛氏之言,吾儒何故言之?朱子无复理致之可言,但云,‘彼言,吾儒亦不妨言。’儒书中如此类者,不可胜举。据字样以分儒佛,於无可分中,强生分别,愈凿愈晦耳。但须空虚其心,以本有之良知,判其是非。言出於非,虽儒者之言,无害於可违也;言出於是,虽佛者之言,无害於可从也。夫如是,之谓通。(《敦艮斋遗书·杂言》卷6页1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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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6

野夫:地震危机中基层政权运作的观察与忧思

 治小县若统大国【原名】
  
  题记:本文是一篇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报告,来自于笔者的田野调查,以及灾区亲历过程和追踪采访记录。鉴于社会学著述不忌体裁,所以行文不免恣意随性,但所有事实均非虚构。按照研究惯例,人名地名皆有所处理。感谢所有为此写作给予理解支持和方便的人们;也谨此纪念在这场旷世大灾难之中不幸逝去的所有同胞。
  
  一
  
  这一天的开始直至中午,应该都算是四川盆地少有的能够看见阳光的好日子。浅丘地带为主的地貌,如果在空中俯瞰,几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盆景——田里的油菜已然结籽干黄,和小麦一起成熟而风韵,等待再晒干一点之后即可开镰收割。育种的秧田也开始泛绿,按川中的农事规律,收完油菜和小麦之后,就该放水泡田,接着插秧了。因为收和种都是需要大量劳力的时候,要赶季节,误了农时,秋后就会误了收成。所以这个季节,俗谓“双抢”。在外地打工的青壮农人,如果走得不远,这会儿一般都要回乡帮忙。
  
  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初八,老黄历称为丁巳月壬子日,丁巳属火,壬子属水,日月干支水火交攻,民俗谓之“天冲地克”。立夏已经六天,盆地开始闷热;再过九天就是小满,看着顺风顺水满地如金的禾稼,谁都相信丰年在即,马上就满仓满钵了。
  
  这一天按中国古代星象学的说法,值日星宿名“昴”,属于白虎星之一。按佛历来说,这一天却很好,是佛诞日,民间的佛徒要洗佛像,还要放生祈福。但是对于泛神崇拜的华夏民族来说,这一天还是牛王的生日,要祭祀和感谢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福祉的耕牛。
  
  于是在初夏的阳光下,万物和平而写意,盆地特有的众多寺庙瓦顶,在十方丛林之中,泛滥着温暖的回光。一个老大娘挽着提篮香烛,蹒跚在山路上,她正要去给菩萨敬香。而区委书记老吴则驱车在高速路上,接通知要去省委党校学习“十七大”精神。农夫老张在门口磨镰刀,村长老谢在水库边的农家乐请客,某镇党委书记在通知干部开会。
  
  午时三刻,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同时敲响了下午课的钟声,孩子们陆续进入教室,谁都没有想到,这,竟然对许多人来说,会是最后一次听见的丧钟。而书记和农夫,也将进入他们平生未遇的艰险时光。
  
  二
  
  公元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28分,我正在川西北某市的纹江区大龙镇政府采访一个退休返聘的基层干部。这时突然大地开始摇晃,我最初的迟疑来自于对锦绣天府的信任——地震难道会从这样一个歌舞繁华的温柔之乡出手吗?随着周边人群的喊叫奔跑,我确信灾难降临了。我们冲到院坝之中,竟然无法在剧烈震荡的大地上站稳脚跟,我不得不蹲下才能支撑我的晕眩。我听见大地似乎隐隐发出一种嗡嗡的嚣音,看见周边墙外不时腾起黄色烟尘,盯着旁边山坡担心它的倾覆。我惊恐地试图拨出电话,但是出现的只是忙音,一切都断绝了,我几乎涌起一种末日陡现的恐惧。
  
  整个四川盆地似乎像被造物主端起来颠簸了一遍,这一时间长达五分钟之久。在最初的时刻,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所站的位置就是震中。
  
  在水库边喝酒的村长老谢,被第一排巨浪打湿衣裤,他惊恐的看着烧开了似的水面以为水怪现身,但是很快意识到地震来了,甩开客人直奔村里广播站,开始高喊老乡们快跑快离开房屋。区委书记老吴的司机感觉把握不住方向,停车下来检查轮胎,老吴发现他们停在一座桥上而桥还在颤抖,意识到地震急忙驱车赶到出口,转身回程。他虽然当时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灾难后果,但已经直觉到这次的学习肯定是要取消的了。
  
  大龙镇的书记在大地停止筛糠时,立马在院子里命令所有干部,立即到所辖各村组去抢救人员并检查房屋水利等损毁情况。而邻县那个开会的镇党委,则几乎是在地震的前十秒就被垮塌的楼房掩埋了,几十个生命转眼化为灰烬,逃出生天的只有四人。而在那一刻的四川,更多的学校则像多诺米骨牌似的接连倒塌。在那要命的几分钟里,很多城乡像被核武器击中一样,到处皆是建筑物折断的恐怖声音,听不到人声;要在金石迸鸣停息之后,才慢慢在地下传来各种凄惨的呼救——最初这样的哭喊曾经是众多而响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衰弱、稀少直至最后消失。
  
  那一刻,磨刀的农夫老张,飞快地跑出屋檐;看着自己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房屋,确实十分生气地骂道——龟儿开发区,你虾子放炮就放炮,何必装那么多炸药嘛!老子看你敢不赔我的房子。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和许多人一样,将要为谁来“赔偿”他们用一生艰辛才初初建成,现在却转眼损毁的房屋而发愁和奋争。
  
  三
  
  一般而言,天灾是从天而降的。但是现在,却是从我们脚下,这个我们信任并赖以生存的地球上突然冒出来的。我们脚下这个地球已经很久没有发威了,以至于许多人在灾难的最初一刻,都不相信这几分钟的大地呻吟,会带来如此惨烈的一场巨大危机。
  
  在此之前,虽然中国的地震局是和气象局一样,从北京到任何县都有建制;但是在平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各个建筑施工单位,提供一种地质鉴定服务。没有他们盖章认可,施工就是违法,因此也要收取一点费用,聊以养活几个公职人员。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更像一个官办的“地震服务公司”。基层地震局和气象局不一样,虽然也负责所谓的监测,但无需天天向老百姓预报。人类对天空的认识高于对地下的了解,因此全世界基本都认为,地震确实是难以预报的。即使地震发生前没有警告,之后还是不能问责于他们,否则谁还敢坐这个清闲但高危的位置。就算他们盖了章,房屋该倒塌的还是要倒塌,你更不能说去要回当初缴纳的那点费用甚至索赔。
  
  中国幅员广阔,似乎每年都有一点地震。由于震级和烈度都小,且多在边远人稀之地,所以一般未能引起大众的关注。干部和群众都以为事不关己,仿佛相信邻国不会凭空偷袭我们一样,大家对天天嚷着要爱护的地球,确实还是充满了单恋和信任。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一般不会去研究什么地震应急预案;就算有预案,那也是闭门造车完成的,和实际灾难发生时候完全不同。比如所有应急预案都没想到灾难发生之初,首先就会通讯和交通断绝。一切都是建立在畅通的前提上,一旦失去畅通,就意味着每个基层干部,都要凭自己的直觉和惯例去单兵作战。指挥中心实际还将处于较长时间的聋哑状态,前线和雷区究竟在哪里,还需要类似古代的八百里快马驿传才能得知。
  
  而老百姓和孩子们,也基本没有进行过地震避灾减灾自救教育等等。所以当灾难不期而至后,我看见的是无数茫然的面孔。谁都不曾想到,此后的漫长时间,他们将要在这块膏腴之地上,面对如此众多的新鲜问题和艰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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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9

中国校舍缘何不堪一震?

吉姆·雅德利
2008年5月25日
中国,都江堰

译者: Lennon.W 昨天 09:40:24 原文


在地震中,新建小学转眼间便崩塌。楼层破碎,砖头与混凝土块如雨点般砸向教室中上课的数百名孩子。几天之后,带着摄像机的救援者满怀好奇地姗姗来迟,一起来到的还有悲痛欲绝的孩子家长。而这时,那座四层楼高的学校已经只剩下一片断瓦残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附近的建筑都没有受到严重损坏。就在十几米开外的一座幼儿园大楼只是裂了一道缝,而附近一座十层楼高的旅馆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当地的另一座学校北街中学(就读的大多是社会精英的子弟)保存完好,地方政府甚至把那里当做了灾民聚集地。

“这哪是天灾!”任荣昌说。他九岁大的儿子在倒塌的学校中丧生。他紧握着断裂的混凝土柱中露出的钢筋,手上沾满了白灰。“这钢材不行,质量根本不过关!他们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到底有多少孩子在新建小学中丧生,在5月12日的地震中四川省内又有多少孩子死于倒塌的校舍,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数字。然而据估计,死亡的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了万人,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惊人的死亡数字逐渐变成了蓄势待发的国内论战,满腔悲愤的父母们说,若是当初学校能建得好点,他们的孩子就能活下来了。

公共媒体对中国政府灾难之后的处理工作表示了一致支持,政府对此深表满意。上周六,联合国秘书长Ban Ki-moon在四川称赞了政府在灾后的应对措施。

然而那些倒塌的学校中的孩子们的父母们开始站出来发言了。民众意见中,对政府行为的置疑逐渐增强:是不是政府机构的玩忽职守,甚至贪污腐化行为造成了这些孩子们的死亡?政府已经发起了调查,然而出于对民愤的畏惧,审查官员会阻挠国营的媒体与网络报道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

对新建小学倒塌事件的调查显示,这场灾难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个结论可能会让部分人感到头疼不已。很多家长都称他们曾经风闻学校的安全度不足。他们说,1992年,新建小学刚刚建立时,校舍的质量本就不怎么样。在那之后,由于在当地教育机构中地位低下,加上学生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子弟,新建小学一直没有获得政府重建拔款中自己应得的一份。

十年之前,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新建小学拆掉了一座单元楼进行重建。然而学校的主建筑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工程师和地震专家看了新建小学残骸之后表示,建筑结构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有一处缺陷是致命的:教学楼的立柱里的钢筋杆不足以支撑大楼的重量。一位专家称这些不牢固的混凝土楼层为“定时炸弹”。

新建小学对灾害的应对准备也不充分。由于校门太窄,地震之后,前来进行救援工作的救护车和其他车辆无法进入校园展开工作。最后救援队动用了推土机,挖开了学校大门,救援人员才得以进入。家长们说,他们觉得学校660名学生中已有数百人丧生。

“太惨了,简直没法说。”一位护士在新建小学的废墟上说,“到处都是死人。”

在地震中,学校总是受损害最严重的建筑。在那些对建筑规范重视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四川省的地震已经带去了60560人的生命,而那些在地震中被化为平地的学校,尤其是被山体滑坡吞噬的那些,则更无幸理。政府方面并没有给出这类学校的详细数字,然而早些时候曾经预计有7千间“教室”被毁。

为了确保主要建筑能够经受地震的考验,中国曾经颁布过国家建筑抗震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与改善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对不合格的学校建筑的改建或重建工作。然而对建筑标准的推行力度却显得有些疲软。据官方网页记载,2006年3月,四川省政府曾发表通知,称有过多的校舍安全性不足,责令各地政府部门要重视学校建设。

在中国的社会体系中,学校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父母们不辞牺牲,“含辛茹苦”地供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以期他们将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作为回报,孩子们则负责在父母的晚年提供赡养。和在曼哈顿一样,衣食无忧的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便力图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中去。


几所被毁学校中,悲愤的家长们正准备筹划一次小型的示威活动。周三,200名新建小学的家长在都江堰教育部门所处的临时帐篷外举行了示威活动,要求对在地震中倒塌的学校进行调查,并指责政府部门的腐化与玩乎职守。

一位叫李伟(音)的家长说,新建小学五年级某班的60名学生中有54人遇难,他儿子也是其中之一。据他说,教育部门告诉参加示威的家长,他们过去曾就学校的安全问题向当地民政部门做了汇报,然而民政部门却对此不理不睬。

“我们想给孩子们讨个公道,”抗议行动之前,一名受害学生的父亲说道,“我们要让地方政府给我们个说法。”

贫困学校长期受到忽视

5月12日下午两点28分,当地震发生时,有20名五年级学生正在篮球场上排练舞蹈。四年级的学生正在上体育课。地震发生后,附近的商贩来到学校,看到那些孩子正站在烟尘四起的操场上。35岁的陈春梅是学校旁边一家商店的老板,她说:“孩子们都被吓坏了,连哭都不会了。

主教学楼彻底被毁。学生家长、学校周围的居民和附近大学中的学生在震后赶来,发现学校里尸横遍地。住在街对面的退伍军人马强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图景。

站在学校的废墟上回忆起几天前的场景,马强说:“我们就站在死去的孩子的尸体上,水泥堆有这么高(他把手举到头的高度),那顶上有个男孩,下面是两个女孩,再往下又是个男孩,都已经死了。用了四个小时才把他们挖出来。”

一连几个小时里,自发的救援人员排成长队,搬运学校废墟里的砖头和水泥块,想清理一下现场。一具具孩子的尸体堆在街边的人行道上。那天晚上,军政部门的官员来了,命令家长和其他救援人员撤到学校之外。在许多家长心目中,军政部门如此迟缓的反应再次让他们痛苦地意识到,新街小学的地位如此低下。

“我们的很多学生都是从山区来的,”曾经在学校长期担任校长工作的邓慧英说,“他们的家长都是民工。”

新建小学座落在都江堰的市中心。就在它旁边,一座装潢精美的幼儿园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市内的另一座小学北街小学就在五分钟的路程之外,同样也没有受到破坏。这提醒人们,地理上的比邻并不代表着地位上的平等。

北街是全市最好的贵族小学,被定为省级“重点”学校,一向以其优越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而自豪。而那座幼儿园则是由都江堰的市政府直接负责建造并管理的。而多年来,新建小学则一直由当地的区政府管理,区政府的资金力量较为薄弱,也没有在改善学校环境上做什么工作。

近年来,为了减轻农民和民工的负担,中国中央政府逐渐免除了小学生的学费和其他费用。相应的,中央也加大了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然而主要的负担仍然由各地地方政府承担。有些地方的资金投入不够充足,另一些地方则干脆将这些投资纳为己有。

1992年,新建小学兴建之时,很多的学生家长在当地的东风水泥厂工作。公司领导为学校捐赠了40吨水泥。然而这些水泥远不能满足学校建设的需求。一位对这项工程很熟悉的老人戴川宾透露说,“谁都知道这水泥是不够的,施工过程里用了很多的沙子。”


学生家长反映,在学校的建设过程中,为了节约资金,当地区政府没有聘请正规的建筑施工队,而是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一位当时学校的领导加快说,工人在大雨天灌浇地基,最后造成地基倒塌,必须重建。

1993年学校开始招生,招生名额很快爆满。1998年,检查机关认为学校的办公楼质量不合格,责令学校进行重建。那时担任校长的是一位姓邓的女士,据她加快说,2006年五月,附近的工地施工的时候,学校主教学楼的地板抖的很厉害。但一直以来都没有证据表明校舍的结构存在问题,她也就一直没有向上级领导部门提交书面报告。

“我要是知道学校的楼不安全,怎么也不会把孩子留在这上学的。”她说。看到学校倒塌的建筑,她跌倒在地,泣不成声。

然而其他家长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他们说,邓校长和学校的其他领导已经告诉过他们学校的建筑年老失修,安全性不能保证。不过他们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一位学生的父亲说,他曾听说新建小学很快会被关闭。另一位44岁的家长朱俊生则声称,邓校长曾经向都江堰市的教育部门递交过文件,就学校的建筑质量进行了投诉。

“教育部说他们没钱修楼,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管。”在离学校一街之隔的灾民区,朱先生坐在一座蓝色帐篷前对我们说。

“我只想说,政府没有尽到他们应有的责任。”

地震之后两周里,那位姓马的退伍军人经常到新建小学的废墟去。他在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总是穿着地震那天下午那身衣服:切&8226;格瓦拉的T恤衫加牛仔裤。

“当官的的孩子都在那上幼儿园。”他指着那座幼儿园安然无恙的黄色楼顶说。

地震那天,马先生救出了几名孩子,但一个小女孩还是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那个女孩的腿被一块沉重的水泥块压在下面,两台起重机都无能为力。她的体温已经开始下降。马先生对女孩的父亲说:“看她是要腿还是要命了。”

人们把女孩的父亲劝走了,马先生从裤子里掏出一把带锯齿的小刀把女孩救了出来。他说他在女孩的小腿上割了三刀。“她长大了要是找不到对象,肯定会恨我的。”

他并不知道女孩的名字。“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她,她长的很好看,也很坚强。”

致命的设计缺陷

几十年来,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筑防震技术的重要。具体的做法包括采用高质量的水泥,浇筑钢筋混凝土,用结实的捆绳固定钢筋,保证楼层、墙壁和立柱的联结完好。对立柱要特别的注意,好的立柱可以让房屋在地震中只是左右摇摆,不至于倒塌。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上的建筑数量增长非常之快,其中有不少是匆忙间建立起来的。工程专家们已经开始关注这场地震中倒塌的建筑到底有多少应当归咎于质量上的缺陷。这场地震非常强烈,据测定震级为里氏7.9级。这个级别的地震的确会为建筑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害。然而工程专家们仍然认为,新建小学及四川的其他学校在地震中的表现过于脆弱。

《纽约时报》在网上邀请了六位建筑和地震专家分别分析了新建小学在地震中倒塌的建筑照片。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教学楼中承重水泥柱里的钢筋质量不过关。另外他们还认为教学楼里用空心水泥预制板搭建的楼层之间的连接不够牢固。

1976年,中国唐山发生地震,整个城市被毁,24万人丧生。然而唐山市当时所采用的空心预制板建筑结构由于价格便宜,至今仍在广泛使用。北加里福尼亚也有一些这种结构的建筑物,在1994年的地震中同样受到了严重破坏。

“如果这些预制板与侧面墙体之间的固定不够牢固,就像照片里这样,整个建筑就非常不结实,地面一有晃动就会倒塌。”德克萨斯州A&M大学的工程学副教学马利·贝斯·霍斯特在电子邮件里说。

如果这些部件没有组装好,那么就会“非常危险,如同定时炸弹一般。”抗震设计专家肖延(音)说。

专家认为,新建小学最主要的设计缺陷在于教学楼的水泥承重柱中没有足够的钢筋做支撑。无论是钢筋支柱还是用来固定支柱的绑绳数量都远远不够。而且,更严重的是,用来连接楼层地板与承重柱的钢筋也不过关。

来自ARUP(一家国际设计顾问公司)伦敦部的防震专家段小年(音)说,如果没有牢固的固定设施,楼层里的水泥板在地震中很容易断裂,“就像积木房子一样。”

中国政府已经知道很多学校的建筑安全性能不足,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2001年,国务院(中国的内阁机构)拨出大约15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学校的危房进行整修重建。2006年,四川省政府也曾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对建筑质量不合格的学校进行查封。

省政府的通知中警告道:“不安全的建筑是目前各学校的主要安全隐患。近来所有有人员伤亡的事故全是由于校舍倒塌引起的。”

本月的震灾之后,肖博士亲自奔赴灾区。经过调查,他发现新街小学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他认为,造成大范围学校倒塌的原因是当地学校的建筑并不符合国家的建筑抗震标准中最严格的规定。他指出,中国建筑设计的抗震标准分为甲到丁四级。甲级标准是为最“重要”的建筑庙宇的,需要满足更为严格的设计标准;然而大多数学校的设计等级仅为丙级,这表示不需要采取更多的抗震措施。

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建筑材料商人和建筑商出于职业上的好奇心来到新街小学考察。从附近的梅川市赶来的一位建筑商发现了教学楼中出现问题的支柱和地板。他从废墟里拣起一块水泥块,用手它掰开搓碎。

“沙子和水泥的比例不对。是劣质的材料造成了大楼的倒塌。”他说。

讨还公道

上周三,新建小学的家长们在网上发出了请愿书。他们要为自己的孩子讨还公道。当地警方曾保证要做出调查,但家长们并不满意。他们准备再次举行抗议。

在中国,学校是希望的代名词。家长们不会明着这么说,但他们的确把上学当成了自己孩子的唯一希望。新建小学很多学生家长工作的那个水泥厂在学校建设过程中捐献了部分水泥,后来于2002年破产。那些家长们现在只能靠救济金和打工的收入维持家庭。

廖敏惠对自己的女儿抱有很高的希望。他知道新建小学不是什么好学校,而如果让女儿上更好的学校,将来的出路也会更好一些。所以他一直想把女儿转到北街小学去。他说他为了女儿的转学已经花了几千块钱,然而都无济于事。现在,他女儿已经丧生在新街小学的废墟中。

“我下了很大的劲,找了每一个我认识的朋友帮忙。”廖先生说,“那学校的什么都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学校设备也是。”

41岁的江学正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行为举止经常有失礼仪,这些都表明了他的乡下出身。他的家乡是200里外的一座小城。最近十来年里,他一直在都江堰卖水果,维持乡下一家人的生活。正因如此,他与自己的儿子分居两地已经八年了。

去年,江先生想花钱把他的孩子转到市里的小学。他选择了新建小学。对他这样的农民来说,像新建这样的城市学校对自己的儿子来说意味着往上爬的台阶。为了办转学,他花了一万多块人民币(1400美元)。去年九月,他九岁大的儿子开始在新建小学上学。

“我父母还在乡下住着,但我想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江先生低着头,一边哭一边说道,“我等了八年,终于把儿子接来了。”

“这下我连儿子都没有了。”

来源:http://feed.yeeyan.com/articles/view/Lennon.W/8458

国家救援队怒批豆腐渣工程:根本不是钢筋!

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发自四川绵竹

  震后第三夜,雨停了,月亮照着呜咽的官河支流。百年绵竹汉旺镇,已是空城。

  东汽(东方汽轮厂实验外语学校)中学里,生与死间隔着一道浅浅的溪水,这一夜流淌着残碎的书包、作业本,家长在这边,孩子在那边;生者在外面,死者在里面。

  中国国家地震灾难紧急救援队(以下简称国家救援队),已在此坚持了一天一夜,时间窗的关闭,留下的生存希望日渐渺茫。

  这一夜,所有人都在企盼生的奇迹。

  “根本不是什么钢筋!”

  入夜十二点,东汽小学的塑胶操场上,尸体数停留在110具,接近半数的身份栏上写着“初中生”、“高中生”。

  这只是十里东汽厂区里两处临时的存尸点之一。十米开外,正是国家救援队临时宿营地,数十辆军用卡车沿道排开,白天运载物资的车厢,夜晚是队员们睡觉的地方,司机则蜷缩在驾驶室内。

  这是国家救援队入川两天内第二个施救地区。

  地震暴发后两小时,154名一线救援队员径直在北京南苑机场集结,两个小时内,物资、人员和设备装载妥当,空军运输机直抵成都太平寺机场,目标震中汶川。

  当夜,受阻都江堰的温家宝在聚源中学,躬下身子,从断瓦残垣里扒出孩子的书包和鞋子,双眼湿润。他向待救的孩子们承诺:“最好的救援队正在赶来。”

  13日凌晨,在都江堰收费站,接到总理新的指示,因为汶川道路中断,救援队就近奔赴都江堰中医院,以及聚源中学。

  2001年4月,中国国家地震灾难紧急救援队正式成立,正是温家宝授旗。这支由工兵团某部救援队员、地震局专家、现场应急队员、武警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200人队伍,是目前中国最精锐、最有经验的地震救援队。

  过去几年中,他们多次代表中国实行国际人道援助。作为唯一国字号地震救援队,设备和经验水平为国内最高。至今七年里,国家救援队先后参与巴基斯坦地震、伊朗地震、印尼海啸等灾难国际救援工作。

  天下着大雨,作业条件恶劣,在聚源中学,求救的家属们在废墟上匍匐,救援旋即展开,可惜楼层已经垮塌成一堆碎石,再专业的设备也需要缝隙和空间。

  这支中国最优秀、装备最优良的地震救援队,只能用最原始的双手在学校的废墟上刨挖,结果只能救出两名学生。

  “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一位救援队员出离愤怒,“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

  这是一座建于1994年的建筑,后来者在其基础上拼接楼房,地震来袭,周遭楼房安然无事,而独独它轰然倒塌。十七个班的学生被埋其下。

  第一个小女孩获救花去了6个小时,救援队员将一处狭小的缝隙用气垫撑开、固定,队员钻进缝隙,掏挖其间的碎石和泥土,为幸存者排除求生的路障。倘若此时遇及余震,缝隙闭合,则施救者也难幸免。

  在都江堰中医院和新建小学,情形略好,同是垮塌,但横亘的楼板、混凝土块在肆意夺命的同时,总会留有求生的空间,几位学生就困在废墟下的墙角处,顺利复生。

  在都江堰,21位幸存者因为救援而生命回暖。

  更多的灾区在求援。13日下午4点,救援队再度接到命令,连夜赶往绵竹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这天上午,总理在东汽的一处垮塌厂房废墟里对着埋在其间的专家喊话。

  不远处的东汽中学,那里更惨,数百名学生深埋废墟之下。

  耳听着求救声衰弱

  深夜12点,在东汽中学救援现场,马达轰鸣,四只探照灯隔岸照耀着危墙,一座四层建筑垮塌而下只余三四米高的废墟。

  官河流经学校的支流,河面漂满孩子的书包、课本,还有奖状。

  三台重型起吊机,在救援队员的指挥下,一根一根地进行着原始的几何拆卸,试图减轻幸存者身上的重压。

  已经过去近60小时,幸存者的呼救已经微弱不闻。

  德阳电力公司的李师傅12日晚上赶到现场,支起了应急照明灯,那时救援队伍还没到,废墟下是孩子的呼救声。他坚持照明,“因为有亮光,孩子们就会有希望”。

  然而,第二夜,声音已然微弱。再一夜,废墟下彻底安静了。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面色凝重,“每过一小时,生还的几率就直线下降一大截”,他夸张的手势暗示着令人绝望的前景。被媒体多次渲染的救援利器——生命探测仪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名为蛇眼探测仪的先进设备,探头在外界操纵下,可迂回于废墟下的狭窄空间,探测微弱生命,一旦发现幸存者,生命探测仪的大屏幕上,甚至可以显示幸存者身体被压的部位,以便施救时第一时间针对性补给抢救。

  国家救援队还配备了12条搜救犬,单从外形看,毛色、品种不一,它们对生者的气味尤其敏感,即便深埋数米的幸存者。

  前一天,乐山、德阳消防队已经到达,两辆巨型吊车,一个支撑着很可能随时坍塌的危墙,一个则不敢轻举妄动——一个小男孩压在两座高墙下的中间地带。稍有差池,孩子必定葬身废墟。

  消防队员们缺乏经验,局面僵持着。

  直到深夜,国家救援队橘红色的身影出现,孩子得以获救。当晚,他们很快又在另一个角落里发现了11个孩子,救活了5个。

  5月14日,这一夜,对岸百余名家长不肯离去,或席地而卧,或扶持相拥,痴痴地注视着对岸的一举一动。

  一个红书包被救援队员扔了出来。人群中凝神屏息,然后一声骤然而起的号哭袭来,一位母亲认出那是女儿的。

  照明不够,12点半,隔岸的两只探照灯,被转移到抢救废墟的最前沿。一个半小时后,绵竹电力局又紧急增援了一台发电照明设备。

  凌晨2点,4具学生尸体被抬了出来。4点,又是2具。孩子们躺在生前睡觉的床架上,搬抬中,一个米老鼠书包从一个孩子紧攥的双手中脱落。

  “有时听到孩子的声音,可是没法遁地而去救助,等到一层层的沙砾清理,耳听着求救声日益衰弱。”一位队员红着眼圈说。

  这个夜晚之前,国家救援队已经拯救出36名幸存者。这一数据已经数倍于救援队过去七年救援人数的总和。

  救活一个,再救活一个,围观的人都在期待。

  救援队员的委屈

  因为长途奔袭及累夜工作,救援队不得不采取轮班制。负责搜救犬的冯班长,已经三十个小时滴水未进。三只黑色的搜救犬回来时,冯班长问战友,犬表现如何?回答说,犬实在太累了,跳不上卡车,几次未遂。

  “人可以撑,犬得休息,不然闻到死人活人,一样叫。”冯班长说,人可以随便充饥,但搜救犬必须吃专备的犬粮。

  东汽厂的另一处救援地点,叶片车间,东西配楼已经互相倾斜至A状,一楼已经全部塌陷至地下。事发当时,这里约有三十位顶级专家在开会,截至15日凌晨,已有9位得以逃生,其中包括3位国宝级专家。东汽的一些业务属于军工性质,救援队的领导欣慰地说,他们身系国家最权威的军工机密技术。

  20余人中,9人生还的成绩,已算是汉旺灾区最幸运的所在了。

  但是更进一步的困难也在眼前,生命探测仪显示,塌陷到地下的一楼可能有幸存者,但大楼将倾,余震不断,冒险进楼,队员的生命毫无保障。

  曲国胜说,国际救援的原则是必须以不伤害救援队员为前提,前面的两天内,已经有两位队员腿部受伤。

  随队的地震专家紧急磋商救援方案,乘着间隙,曲国胜要求大家就地休整,以保存体力,“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从事救援,危险性极高”。

  废墟救人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对于职业的救援队员而言,每救活一位伤者,都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往往耗费6-8个小时。

  许多时候更需要仔细的筛选,小心的挪移,容不得草率的大拆大卸。他们用脸盆,用塑料桶,一把一把的抠挖着缝隙间的泥土,用毛刷清理浮尘,像是探宝一般寻找宝贵的空隙。每有丝毫的空隙显露,必须停下所有动作,队员大声地叫喊,再贴近仔细地倾听,以确认是否有生命的迹象。

  缺少幸存者的消息,对岸家属们的情绪变得焦灼,不能容忍队员们哪怕片刻的停息,扯着嗓门抱怨,“你们干啥子啊,怎么不行动?”

  因为相距遥远,看不真切,常有家属对于四五位队员聚于一处,貌似磨工实则小心掏缝隙的场景横加指责。

  14日中午,东汽厂给救援队送来了热食,几位通宵工作滴水未进的队员抽空吃饭补充给养,一些家长冲过警戒,一把夺掉救援队员的饭碗,几位队员委屈地落泪。

  指挥官说,理解家属的情绪,但专业的职业规则和技术标准,也不能退缩,更不蛮干。

  东汽中学救援现场有多拨队伍施救,涉及公安武警、消防诸多部队。因为缺乏统一的调度和协调,人力和设备常得不到最佳的配合,“听谁指挥”成为问题。

  只恨救援当时工具少

  2003年的巴基斯坦大地震,国家救援队曾仅用两天时间越过各种烦琐的手续到达跨国现场。彼时,巴基斯坦军队尚在路上。

  然而“汶川大地震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张副参谋长称,这次入川,他们携带了所有的家当,包括12条搜救犬、两台地震救援车以及一台应急指挥车。只可惜,汇入浩瀚的灾难中,这些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5月12日至13日,国家又紧急增派四川、重庆、甘肃、云南、湖北、江苏、山东、辽宁、海南、河南等10支省级地震救援队奔赴灾区增援。

  部分地方专业救援队伍建设滞后的尴尬情状,始出水面。比如四川省全省没有一台应急通讯车,地震发生后,不得不借用云南省地震局的。而云南地震多发,却也仅此一辆,还是由国家地震局刚刚下拨。

  国家救援队在北京近郊专辟有训练基地,通过数年建设和跨国实践,但是在不少地方省市,这一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多依附于消防、公安部门。

  在黄金救援72小时结束后12小时,日本救援队率先到达。目前,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多支国际救援队先后抵达灾区。

  5月17日,本报记者在灾区接连遇到什邡红白镇的新加坡救援队,以及达到蓥华镇宏达化工厂的韩国救援队。

  国外救援队的装备精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日本救援队带来了一条赫赫有名的“英雄”搜救犬,它曾在日本新澙大地震后第五天从废墟里发现了一名女孩。

  当晚,俄罗斯国际救援队在都江堰救出一名被困长达127个小时的61岁女性,这也是国际救援队在灾区营救出的第一位幸存者。

  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保护幸存者的眼睛,拒绝记者在救援中打灯拍摄。日本救援队当场向死者列队默哀。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可能我们来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韩国救援队队长金永锡说。

   让守望了一夜的父母更加遗憾和悲切的是,5月14日,那一夜东汽中学的救援,没有找到一个鲜活的孩子。(南方周末)

延伸阅读:

伤痕——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四川地震灾后思考

殇——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忏悔

20080509

云归:中国高等教育折腾史

自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在磕磕跘跘中行进,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历尽种种磨难,尚未走上平稳发展的坦途。现按照时间的顺序,历数中国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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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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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文存 说古论今

容忍与自由

十多年前,房龙的《宽容》在读书界引起轰动,仅1987年的第4次印刷就印了整整10万册,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如此,那洋洋数10万册的发行量,好象并没有让宽容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以至发生了那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如今,张中行先生在长篇回忆录《流年碎影》中,以“自由与容忍”为题,来介绍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也是颇具匠心的。但我拜读该书之后,却感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点语焉不详。比如在这一节中,他虽然为胡适用墨不少,却没有提到胡适的那个著名的论断:“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阅读全文)

清末官场奢与俭

比如新近出版的《国史备乘》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这使人想起张乐平笔下那个在街上拾烟头的三毛。该书还说,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的端方,所藏古玩、字画、碑帖不可胜数,每次离任,数十辆车都“运之不尽”。庆亲王奕匡更是贪鄙无耻。作为皇室成员、朝廷重臣,他知道西太后晚年无所事事,爱玩麻将,便让两个女儿每天“挟金数千”,以陪伴打牌为名,向老佛爷行贿,就连太监、宫女也各有赏犒。这样一来,“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有人弹劾奕匡,慈禧却说,我也知道他贪财,但是除掉此人,不就断了宫中的一条财路?光绪、慈禧死后,各级官员也好象丧家之犬,更是“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肴馔之丰,挥霍之烈,越发令人吃惊。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胡适及其友人

张奚若: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

关于张奚若,有两件轶事显然是会传之久远的。一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据说大约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他一怒之是在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奚若文集》第15页,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另一件是在1957年5月,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泽东向他征询意见,他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概括了自己的看法;同年7月,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仍然坚持这一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不仅对上述十六个字逐句进行解释,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只要“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24页)此外,早在1956年,他就针对当时的个人崇拜,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498页)。幸亏他被最高领导层视为特殊人物,才没有被打成右派。 (阅读全文)

决策筹边仗此人——也谈《玉门出塞》

罗家伦是1943年初担任新疆监察使和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的。该考察团于当年6月由重庆起程,然后出剑门,越秦岭,过霸桥,登华山,再向西经邠县进入甘肃,抵达平凉。一路上风景还不错,因此诗人才有“杏子初红梨枣翠,一川杨柳写邠风”和“两行杨柳拂车窗,王道平平入翠苍”的咏叹。不料一过六盘山,眼前便出现凄凉的景象,为此罗家伦感慨道:“我欲高歌陇上行职,陇头流水咽无声。满山黍麦炊烟少,何处远人来此耕?”随后,他看到“沿途左公柳被冯玉祥驻兵西北时砍伐殆尽”,因此又有“左公柳已不成行”(六三至***页)的嗟叹。
罗家伦还发现,冯玉祥为了“破除迷信”,命令士兵将汉唐碑碣上的文字磨光,古代雕像的头部砍掉,然后刻上自己撰写的标语口号。于是他悲愤地写道:“西北古迹文物所遭之浩劫,莫此为甚。”(六三页)可见在罗家伦经过的部分路段,左公柳已经惨遭厄运;而大规模毁灭性破坏,则是后来的事。除此之外,罗氏路经兰州和西宁时,那里曾是红叶缤纷,绿荫森森。在这方面,有他的两首七绝为证: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教育问题

旧英语课本的启示

这是民国六年(1917)由教育部审定、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小学英文教科书》第一册。从版权页可以看出,到民国十二年(1923),它已经发行23版,可见影响很大。在我看来,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除了书前的“编辑大意”和书后的“单词表”以外,书中没有一个汉字;二是全书共40篇课文,课文中的生词不是集中在每课书的前面,而是放在课文句子的后面,至于字母,则是作为附录排在书后。也就是说,这套教材不是从字母和单词学起,而是直接从课文开始的。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日前我从《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看到一则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任先生是五四时期著名学者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大女儿,美国宾州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她1921年出生,1927年进入北京培华女校。她说,这所教会学校从一年级就要学英语,“但却不是从A、B、C、D等字母开始,……这种教法,让学生马上进入状况,进度很快”(第16页)。 (阅读全文)

驳教育资源短缺论

所谓教育资源短缺,首先是个钱的问题。多少年来,有些人一提到教育就哭穷,但是却热衷于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工程背后有高额回扣,加大教育投入却无利可图。除此之外,这些年贪污外逃的资金数额巨大,很难统计,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教育上,怎么会有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呢?
与此同时,公款吃喝也浪费惊人。最近读吴洪森随笔散文集《崩溃的脸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教育投入在国民预算中的比重,“从1979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10.4%下降到了现在2.2%,在全球排名是倒数20名之内,和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为伍;另一方面,我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据不完全统计却是教育经费的三四倍。”这些数据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是与大家的感觉基本一致。一边是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浪费,一边是捉襟见肘的教育事业,这才是问题的真相。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学界沉沦

透视学界官本位

学界屈从于官场的另一表现,是许多官员在课题研究或各种学术活动中还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先说课题研究。学术研究本来是一种私人性很强的创造性劳动,只有经过学者的多年积累和学界的薪火相传,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现在的情况是,学术界在经历文革浩劫和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本来应该是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了,但是却又面临着新的浮夸,新的跃进。许多单位和地区,真正有学问或潜心做学问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提出的课题却越来越大。那些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或者捞取向上爬的资本,也起着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一面批条子,拨经费,一面当主编、当顾问。至于这些课题的价值如何,可行性怎样,却不闻不问。所以我担心,在他们“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后,也许会因为灾梨祸枣而留下骂名。(阅读全文)

做人的差距

费孝通在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说:“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说这话的时候,费已经是90岁的耄耋老人了。单独看这几句话,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结合具体事例,才能看出老人的深意。 第一个事例来自梁实秋的笔下。梁先生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他在清华读书时的四个同学:吴景超、顾毓琇、潘光旦、张心一。文章说,吴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 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该文对潘虽然没有类似介绍,但是我相信潘先生也是个公私分明、一介不取的人。否则,梁对潘就不会有如此评价:“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他是“我所敬爱的人物”。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读书与读人

重新认识“文革”的两本书——读《聂元梓回忆录》和徐景贤《十年一梦》

文革中,聂元梓是“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者,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五大领袖之一。因为受毛泽东赏识,她不仅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中共“九大”的中央后补委员。徐景贤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与张春桥、姚文元关系密切。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后,他在上海是仅次于张、姚的第三号人物,因此有“徐老三”之称。如今,这两个人打破沉默,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盘托出,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从《聂元梓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她出身于河南一个中医世家。她因为受哥哥姐姐的影响,于抗日战争前夕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不到30岁就享受行政12级待遇,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高干。 (阅读全文)

丰子恺与梅兰芳

丰子恺先生多才多艺,在美术、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均有建树,但是他早年却不看京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五四反传统思想影响,认为京剧中封建主义毒素太多的缘故。1933年,他在家乡盖起缘缘堂之后,买了一台留声机和一大堆西洋音乐唱片,顺便还买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作为点缀。没想到这几张唱片居然让他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戏迷。
他认为,与西洋音乐相比,京剧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没有和声,因此它的美来自于旋律。这种旋律可以表现丰富的人物个性和复杂的戏剧冲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是注重夸张,比如“善良正直的人,脸色光明威严,不妨夸张为红;奸邪暴戾的人,脸色冷酷阴惨,不妨夸张为白;好勇斗狠的人,其脸孔峥嵘突厄,不妨夸张为花”。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往事知多少

“三·一八”究竟死了多少人

近年来,《北京档案史料》经常刊登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三一八烈士公墓建立史料》(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中南海公园史料》(二000年第一、二期)等等。对于前者,我当时并未留意;后来看到闻玄、倪墨炎二位先生的文章(参见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七月八日《文汇读书周报》),谈到“三?一八”惨案的死亡人数,才把它翻了出来。 我注意到,在这组史料中有一份调查表,题为《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名单》,分姓名、年岁、籍贯、职业、死亡情形和备考等项目。名单以年龄为序,最大的五十六岁,最小的年仅十三,但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表***有四十一人,前三十七人的情况基本清楚,接下来是尚刘氏,年龄不详,河北三河人,佣工;再下来是王庆竹,年龄、籍贯、职业均空缺;最后两位无名男子,什么情况也没有。考其原因,主要是“家属住址无从查访”之故。 (阅读全文)

国民政府的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来华后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长寿龙溪河等地,随后在水利专家黄育贤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第二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说古论今

容忍与自由

十多年前,房龙的《宽容》在读书界引起轰动,仅1987年的第4次印刷就印了整整10万册,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如此,那洋洋数10万册的发行量,好象并没有让宽容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以至发生了那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如今,张中行先生在长篇回忆录《流年碎影》中,以“自由与容忍”为题,来介绍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也是颇具匠心的。但我拜读该书之后,却感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点语焉不详。比如在这一节中,他虽然为胡适用墨不少,却没有提到胡适的那个著名的论断:“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阅读全文)

清末官场奢与俭

比如新近出版的《国史备乘》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这使人想起张乐平笔下那个在街上拾烟头的三毛。该书还说,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的端方,所藏古玩、字画、碑帖不可胜数,每次离任,数十辆车都“运之不尽”。庆亲王奕匡更是贪鄙无耻。作为皇室成员、朝廷重臣,他知道西太后晚年无所事事,爱玩麻将,便让两个女儿每天“挟金数千”,以陪伴打牌为名,向老佛爷行贿,就连太监、宫女也各有赏犒。这样一来,“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有人弹劾奕匡,慈禧却说,我也知道他贪财,但是除掉此人,不就断了宫中的一条财路?光绪、慈禧死后,各级官员也好象丧家之犬,更是“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肴馔之丰,挥霍之烈,越发令人吃惊。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胡适及其友人

张奚若: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

关于张奚若,有两件轶事显然是会传之久远的。一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据说大约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他一怒之是在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奚若文集》第15页,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另一件是在1957年5月,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泽东向他征询意见,他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概括了自己的看法;同年7月,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仍然坚持这一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不仅对上述十六个字逐句进行解释,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只要“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24页)此外,早在1956年,他就针对当时的个人崇拜,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498页)。幸亏他被最高领导层视为特殊人物,才没有被打成右派。 (阅读全文)

决策筹边仗此人——也谈《玉门出塞》

罗家伦是1943年初担任新疆监察使和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的。该考察团于当年6月由重庆起程,然后出剑门,越秦岭,过霸桥,登华山,再向西经邠县进入甘肃,抵达平凉。一路上风景还不错,因此诗人才有“杏子初红梨枣翠,一川杨柳写邠风”和“两行杨柳拂车窗,王道平平入翠苍”的咏叹。不料一过六盘山,眼前便出现凄凉的景象,为此罗家伦感慨道:“我欲高歌陇上行职,陇头流水咽无声。满山黍麦炊烟少,何处远人来此耕?”随后,他看到“沿途左公柳被冯玉祥驻兵西北时砍伐殆尽”,因此又有“左公柳已不成行”(六三至***页)的嗟叹。
罗家伦还发现,冯玉祥为了“破除迷信”,命令士兵将汉唐碑碣上的文字磨光,古代雕像的头部砍掉,然后刻上自己撰写的标语口号。于是他悲愤地写道:“西北古迹文物所遭之浩劫,莫此为甚。”(六三页)可见在罗家伦经过的部分路段,左公柳已经惨遭厄运;而大规模毁灭性破坏,则是后来的事。除此之外,罗氏路经兰州和西宁时,那里曾是红叶缤纷,绿荫森森。在这方面,有他的两首七绝为证: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教育问题

旧英语课本的启示

这是民国六年(1917)由教育部审定、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小学英文教科书》第一册。从版权页可以看出,到民国十二年(1923),它已经发行23版,可见影响很大。在我看来,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除了书前的“编辑大意”和书后的“单词表”以外,书中没有一个汉字;二是全书共40篇课文,课文中的生词不是集中在每课书的前面,而是放在课文句子的后面,至于字母,则是作为附录排在书后。也就是说,这套教材不是从字母和单词学起,而是直接从课文开始的。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日前我从《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看到一则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任先生是五四时期著名学者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大女儿,美国宾州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她1921年出生,1927年进入北京培华女校。她说,这所教会学校从一年级就要学英语,“但却不是从A、B、C、D等字母开始,……这种教法,让学生马上进入状况,进度很快”(第16页)。 (阅读全文)

驳教育资源短缺论

所谓教育资源短缺,首先是个钱的问题。多少年来,有些人一提到教育就哭穷,但是却热衷于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工程背后有高额回扣,加大教育投入却无利可图。除此之外,这些年贪污外逃的资金数额巨大,很难统计,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教育上,怎么会有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呢?
与此同时,公款吃喝也浪费惊人。最近读吴洪森随笔散文集《崩溃的脸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教育投入在国民预算中的比重,“从1979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10.4%下降到了现在2.2%,在全球排名是倒数20名之内,和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为伍;另一方面,我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据不完全统计却是教育经费的三四倍。”这些数据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是与大家的感觉基本一致。一边是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浪费,一边是捉襟见肘的教育事业,这才是问题的真相。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学界沉沦

透视学界官本位

学界屈从于官场的另一表现,是许多官员在课题研究或各种学术活动中还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先说课题研究。学术研究本来是一种私人性很强的创造性劳动,只有经过学者的多年积累和学界的薪火相传,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现在的情况是,学术界在经历文革浩劫和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本来应该是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了,但是却又面临着新的浮夸,新的跃进。许多单位和地区,真正有学问或潜心做学问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提出的课题却越来越大。那些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或者捞取向上爬的资本,也起着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一面批条子,拨经费,一面当主编、当顾问。至于这些课题的价值如何,可行性怎样,却不闻不问。所以我担心,在他们“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后,也许会因为灾梨祸枣而留下骂名。(阅读全文)

做人的差距

费孝通在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说:“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说这话的时候,费已经是90岁的耄耋老人了。单独看这几句话,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结合具体事例,才能看出老人的深意。 第一个事例来自梁实秋的笔下。梁先生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他在清华读书时的四个同学:吴景超、顾毓琇、潘光旦、张心一。文章说,吴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 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该文对潘虽然没有类似介绍,但是我相信潘先生也是个公私分明、一介不取的人。否则,梁对潘就不会有如此评价:“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他是“我所敬爱的人物”。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读书与读人

重新认识“文革”的两本书——读《聂元梓回忆录》和徐景贤《十年一梦》

文革中,聂元梓是“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者,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五大领袖之一。因为受毛泽东赏识,她不仅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中共“九大”的中央后补委员。徐景贤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与张春桥、姚文元关系密切。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后,他在上海是仅次于张、姚的第三号人物,因此有“徐老三”之称。如今,这两个人打破沉默,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盘托出,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从《聂元梓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她出身于河南一个中医世家。她因为受哥哥姐姐的影响,于抗日战争前夕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不到30岁就享受行政12级待遇,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高干。 (阅读全文)

丰子恺与梅兰芳

丰子恺先生多才多艺,在美术、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均有建树,但是他早年却不看京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五四反传统思想影响,认为京剧中封建主义毒素太多的缘故。1933年,他在家乡盖起缘缘堂之后,买了一台留声机和一大堆西洋音乐唱片,顺便还买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作为点缀。没想到这几张唱片居然让他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戏迷。
他认为,与西洋音乐相比,京剧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没有和声,因此它的美来自于旋律。这种旋律可以表现丰富的人物个性和复杂的戏剧冲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是注重夸张,比如“善良正直的人,脸色光明威严,不妨夸张为红;奸邪暴戾的人,脸色冷酷阴惨,不妨夸张为白;好勇斗狠的人,其脸孔峥嵘突厄,不妨夸张为花”。 (阅读全文)

智效民文存 往事知多少

“三·一八”究竟死了多少人

近年来,《北京档案史料》经常刊登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三一八烈士公墓建立史料》(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中南海公园史料》(二000年第一、二期)等等。对于前者,我当时并未留意;后来看到闻玄、倪墨炎二位先生的文章(参见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七月八日《文汇读书周报》),谈到“三?一八”惨案的死亡人数,才把它翻了出来。 我注意到,在这组史料中有一份调查表,题为《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名单》,分姓名、年岁、籍贯、职业、死亡情形和备考等项目。名单以年龄为序,最大的五十六岁,最小的年仅十三,但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表***有四十一人,前三十七人的情况基本清楚,接下来是尚刘氏,年龄不详,河北三河人,佣工;再下来是王庆竹,年龄、籍贯、职业均空缺;最后两位无名男子,什么情况也没有。考其原因,主要是“家属住址无从查访”之故。 (阅读全文)

国民政府的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来华后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长寿龙溪河等地,随后在水利专家黄育贤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第二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