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博客 容忍与自由 十多年前，房龙的《宽容》在读书界引起轰动，仅１９８７年的第４次印刷就印了整整１０万册，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如此，那洋洋数１０万册的发行量，好象并没有让宽容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以至发生了那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如今，张中行先生在长篇回忆录《流年碎影》中，以“自由与容忍”为题，来介绍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也是颇具匠心的。但我拜读该书之后，却感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点语焉不详。比如在这一节中，他虽然为胡适用墨不少，却没有提到胡适的那个著名的论断：“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阅读全文） 清末官场奢与俭 比如新近出版的《国史备乘》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这使人想起张乐平笔下那个在街上拾烟头的三毛。该书还说，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的端方，所藏古玩、字画、碑帖不可胜数，每次离任，数十辆车都“运之不尽”。庆亲王奕匡更是贪鄙无耻。作为皇室成员、朝廷重臣，他知道西太后晚年无所事事，爱玩麻将，便让两个女儿每天“挟金数千”，以陪伴打牌为名，向老佛爷行贿，就连太监、宫女也各有赏犒。这样一来，“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有人弹劾奕匡，慈禧却说，我也知道他贪财，但是除掉此人，不就断了宫中的一条财路？光绪、慈禧死后，各级官员也好象丧家之犬，更是“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肴馔之丰，挥霍之烈，越发令人吃惊。 （阅读全文） 张奚若：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 关于张奚若，有两件轶事显然是会传之久远的。一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据说大约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他一怒之是在１９４１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奚若文集》第１５页，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另一件是在１９５７年５月，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泽东向他征询意见，他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概括了自己的看法；同年７月，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仍然坚持这一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不仅对上述十六个字逐句进行解释，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只要“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２４页）此外，早在１９５６年，他就针对当时的个人崇拜，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４９８页）。幸亏他被最高领导层视为特殊人物，才没有被打成右派。 （阅读全文） 决策筹边仗此人——也谈《玉门出塞》 罗家伦是１９４３年初担任新疆监察使和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的。该考察团于当年６月由重庆起程，然后出剑门，越秦岭，过霸桥，登华山，再向西经邠县进入甘肃，抵达平凉。一路上风景还不错，因此诗人才有“杏子初红梨枣翠，一川杨柳写邠风”和“两行杨柳拂车窗，王道平平入翠苍”的咏叹。不料一过六盘山，眼前便出现凄凉的景象，为此罗家伦感慨道：“我欲高歌陇上行职，陇头流水咽无声。满山黍麦炊烟少，何处远人来此耕？”随后，他看到“沿途左公柳被冯玉祥驻兵西北时砍伐殆尽”，因此又有“左公柳已不成行”（六三至***页）的嗟叹。 旧英语课本的启示 这是民国六年（1917）由教育部审定、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小学英文教科书》第一册。从版权页可以看出，到民国十二年（1923），它已经发行23版，可见影响很大。在我看来，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除了书前的“编辑大意”和书后的“单词表”以外，书中没有一个汉字；二是全书共40篇课文，课文中的生词不是集中在每课书的前面，而是放在课文句子的后面，至于字母，则是作为附录排在书后。也就是说，这套教材不是从字母和单词学起，而是直接从课文开始的。 驳教育资源短缺论 所谓教育资源短缺，首先是个钱的问题。多少年来，有些人一提到教育就哭穷，但是却热衷于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工程背后有高额回扣，加大教育投入却无利可图。除此之外，这些年贪污外逃的资金数额巨大，很难统计，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教育上，怎么会有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呢？ 透视学界官本位 学界屈从于官场的另一表现，是许多官员在课题研究或各种学术活动中还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做人的差距 费孝通在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说：“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说这话的时候，费已经是９０岁的耄耋老人了。单独看这几句话，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结合具体事例，才能看出老人的深意。 第一个事例来自梁实秋的笔下。梁先生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他在清华读书时的四个同学：吴景超、顾毓琇、潘光旦、张心一。文章说，吴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 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该文对潘虽然没有类似介绍，但是我相信潘先生也是个公私分明、一介不取的人。否则，梁对潘就不会有如此评价：“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他是“我所敬爱的人物”。 （阅读全文） 重新认识“文革”的两本书——读《聂元梓回忆录》和徐景贤《十年一梦》 文革中，聂元梓是“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者，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五大领袖之一。因为受毛泽东赏识，她不仅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中共“九大”的中央后补委员。徐景贤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与张春桥、姚文元关系密切。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后，他在上海是仅次于张、姚的第三号人物，因此有“徐老三”之称。如今，这两个人打破沉默，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盘托出，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从《聂元梓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她出身于河南一个中医世家。她因为受哥哥姐姐的影响，于抗日战争前夕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不到30岁就享受行政12级待遇，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高干。 （阅读全文） 丰子恺与梅兰芳 丰子恺先生多才多艺，在美术、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均有建树，但是他早年却不看京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五四反传统思想影响，认为京剧中封建主义毒素太多的缘故。１９３３年，他在家乡盖起缘缘堂之后，买了一台留声机和一大堆西洋音乐唱片，顺便还买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作为点缀。没想到这几张唱片居然让他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戏迷。 “三·一八”究竟死了多少人 近年来，《北京档案史料》经常刊登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三一八烈士公墓建立史料》（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中南海公园史料》（二０００年第一、二期）等等。对于前者，我当时并未留意；后来看到闻玄、倪墨炎二位先生的文章（参见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七月八日《文汇读书周报》），谈到“三?一八”惨案的死亡人数，才把它翻了出来。 我注意到，在这组史料中有一份调查表，题为《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名单》，分姓名、年岁、籍贯、职业、死亡情形和备考等项目。名单以年龄为序，最大的五十六岁，最小的年仅十三，但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表***有四十一人，前三十七人的情况基本清楚，接下来是尚刘氏，年龄不详，河北三河人，佣工；再下来是王庆竹，年龄、籍贯、职业均空缺；最后两位无名男子，什么情况也没有。考其原因，主要是“家属住址无从查访”之故。 （阅读全文） 国民政府的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来华后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长寿龙溪河等地，随后在水利专家黄育贤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第二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 （阅读全文）
罗家伦还发现，冯玉祥为了“破除迷信”，命令士兵将汉唐碑碣上的文字磨光，古代雕像的头部砍掉，然后刻上自己撰写的标语口号。于是他悲愤地写道：“西北古迹文物所遭之浩劫，莫此为甚。”（六三页）可见在罗家伦经过的部分路段，左公柳已经惨遭厄运；而大规模毁灭性破坏，则是后来的事。除此之外，罗氏路经兰州和西宁时，那里曾是红叶缤纷，绿荫森森。在这方面，有他的两首七绝为证： （阅读全文）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日前我从《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看到一则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任先生是五四时期著名学者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大女儿，美国宾州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她1921年出生，1927年进入北京培华女校。她说，这所教会学校从一年级就要学英语，“但却不是从A、B、C、D等字母开始，……这种教法，让学生马上进入状况，进度很快”（第16页）。 （阅读全文）
与此同时，公款吃喝也浪费惊人。最近读吴洪森随笔散文集《崩溃的脸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教育投入在国民预算中的比重，“从1979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10.4%下降到了现在2.2%，在全球排名是倒数20名之内，和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为伍；另一方面，我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据不完全统计却是教育经费的三四倍。”这些数据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是与大家的感觉基本一致。一边是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浪费，一边是捉襟见肘的教育事业，这才是问题的真相。 （阅读全文）
先说课题研究。学术研究本来是一种私人性很强的创造性劳动，只有经过学者的多年积累和学界的薪火相传，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现在的情况是，学术界在经历文革浩劫和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本来应该是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了，但是却又面临着新的浮夸，新的跃进。许多单位和地区，真正有学问或潜心做学问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提出的课题却越来越大。那些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或者捞取向上爬的资本，也起着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一面批条子，拨经费，一面当主编、当顾问。至于这些课题的价值如何，可行性怎样，却不闻不问。所以我担心，在他们“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后，也许会因为灾梨祸枣而留下骂名。（阅读全文）
他认为，与西洋音乐相比，京剧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没有和声，因此它的美来自于旋律。这种旋律可以表现丰富的人物个性和复杂的戏剧冲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是注重夸张，比如“善良正直的人，脸色光明威严，不妨夸张为红；奸邪暴戾的人，脸色冷酷阴惨，不妨夸张为白；好勇斗狠的人，其脸孔峥嵘突厄，不妨夸张为花”。 （阅读全文）
容忍与自由
十多年前，房龙的《宽容》在读书界引起轰动，仅１９８７年的第４次印刷就印了整整１０万册，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如此，那洋洋数１０万册的发行量，好象并没有让宽容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以至发生了那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如今，张中行先生在长篇回忆录《流年碎影》中，以“自由与容忍”为题，来介绍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也是颇具匠心的。但我拜读该书之后，却感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点语焉不详。比如在这一节中，他虽然为胡适用墨不少，却没有提到胡适的那个著名的论断：“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阅读全文）
清末官场奢与俭
比如新近出版的《国史备乘》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这使人想起张乐平笔下那个在街上拾烟头的三毛。该书还说，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的端方，所藏古玩、字画、碑帖不可胜数，每次离任，数十辆车都“运之不尽”。庆亲王奕匡更是贪鄙无耻。作为皇室成员、朝廷重臣，他知道西太后晚年无所事事，爱玩麻将，便让两个女儿每天“挟金数千”，以陪伴打牌为名，向老佛爷行贿，就连太监、宫女也各有赏犒。这样一来，“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有人弹劾奕匡，慈禧却说，我也知道他贪财，但是除掉此人，不就断了宫中的一条财路？光绪、慈禧死后，各级官员也好象丧家之犬，更是“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肴馔之丰，挥霍之烈，越发令人吃惊。 （阅读全文）
张奚若：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
关于张奚若，有两件轶事显然是会传之久远的。一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据说大约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他一怒之是在１９４１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奚若文集》第１５页，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另一件是在１９５７年５月，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泽东向他征询意见，他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概括了自己的看法；同年７月，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仍然坚持这一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不仅对上述十六个字逐句进行解释，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只要“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２４页）此外，早在１９５６年，他就针对当时的个人崇拜，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４９８页）。幸亏他被最高领导层视为特殊人物，才没有被打成右派。 （阅读全文）
决策筹边仗此人——也谈《玉门出塞》
罗家伦是１９４３年初担任新疆监察使和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的。该考察团于当年６月由重庆起程，然后出剑门，越秦岭，过霸桥，登华山，再向西经邠县进入甘肃，抵达平凉。一路上风景还不错，因此诗人才有“杏子初红梨枣翠，一川杨柳写邠风”和“两行杨柳拂车窗，王道平平入翠苍”的咏叹。不料一过六盘山，眼前便出现凄凉的景象，为此罗家伦感慨道：“我欲高歌陇上行职，陇头流水咽无声。满山黍麦炊烟少，何处远人来此耕？”随后，他看到“沿途左公柳被冯玉祥驻兵西北时砍伐殆尽”，因此又有“左公柳已不成行”（六三至***页）的嗟叹。
罗家伦还发现，冯玉祥为了“破除迷信”，命令士兵将汉唐碑碣上的文字磨光，古代雕像的头部砍掉，然后刻上自己撰写的标语口号。于是他悲愤地写道：“西北古迹文物所遭之浩劫，莫此为甚。”（六三页）可见在罗家伦经过的部分路段，左公柳已经惨遭厄运；而大规模毁灭性破坏，则是后来的事。除此之外，罗氏路经兰州和西宁时，那里曾是红叶缤纷，绿荫森森。在这方面，有他的两首七绝为证： （阅读全文）
旧英语课本的启示
这是民国六年（1917）由教育部审定、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小学英文教科书》第一册。从版权页可以看出，到民国十二年（1923），它已经发行23版，可见影响很大。在我看来，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除了书前的“编辑大意”和书后的“单词表”以外，书中没有一个汉字；二是全书共40篇课文，课文中的生词不是集中在每课书的前面，而是放在课文句子的后面，至于字母，则是作为附录排在书后。也就是说，这套教材不是从字母和单词学起，而是直接从课文开始的。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日前我从《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看到一则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任先生是五四时期著名学者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大女儿，美国宾州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她1921年出生，1927年进入北京培华女校。她说，这所教会学校从一年级就要学英语，“但却不是从A、B、C、D等字母开始，……这种教法，让学生马上进入状况，进度很快”（第16页）。 （阅读全文）
驳教育资源短缺论
所谓教育资源短缺，首先是个钱的问题。多少年来，有些人一提到教育就哭穷，但是却热衷于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工程背后有高额回扣，加大教育投入却无利可图。除此之外，这些年贪污外逃的资金数额巨大，很难统计，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教育上，怎么会有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呢？
与此同时，公款吃喝也浪费惊人。最近读吴洪森随笔散文集《崩溃的脸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教育投入在国民预算中的比重，“从1979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10.4%下降到了现在2.2%，在全球排名是倒数20名之内，和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为伍；另一方面，我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据不完全统计却是教育经费的三四倍。”这些数据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是与大家的感觉基本一致。一边是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浪费，一边是捉襟见肘的教育事业，这才是问题的真相。 （阅读全文）
透视学界官本位
学界屈从于官场的另一表现，是许多官员在课题研究或各种学术活动中还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先说课题研究。学术研究本来是一种私人性很强的创造性劳动，只有经过学者的多年积累和学界的薪火相传，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现在的情况是，学术界在经历文革浩劫和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本来应该是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了，但是却又面临着新的浮夸，新的跃进。许多单位和地区，真正有学问或潜心做学问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提出的课题却越来越大。那些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或者捞取向上爬的资本，也起着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一面批条子，拨经费，一面当主编、当顾问。至于这些课题的价值如何，可行性怎样，却不闻不问。所以我担心，在他们“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后，也许会因为灾梨祸枣而留下骂名。（阅读全文）
做人的差距
费孝通在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说：“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说这话的时候，费已经是９０岁的耄耋老人了。单独看这几句话，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结合具体事例，才能看出老人的深意。 第一个事例来自梁实秋的笔下。梁先生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他在清华读书时的四个同学：吴景超、顾毓琇、潘光旦、张心一。文章说，吴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 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该文对潘虽然没有类似介绍，但是我相信潘先生也是个公私分明、一介不取的人。否则，梁对潘就不会有如此评价：“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他是“我所敬爱的人物”。 （阅读全文）
重新认识“文革”的两本书——读《聂元梓回忆录》和徐景贤《十年一梦》
文革中，聂元梓是“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者，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五大领袖之一。因为受毛泽东赏识，她不仅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中共“九大”的中央后补委员。徐景贤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与张春桥、姚文元关系密切。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后，他在上海是仅次于张、姚的第三号人物，因此有“徐老三”之称。如今，这两个人打破沉默，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盘托出，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从《聂元梓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她出身于河南一个中医世家。她因为受哥哥姐姐的影响，于抗日战争前夕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不到30岁就享受行政12级待遇，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高干。 （阅读全文）
丰子恺与梅兰芳
丰子恺先生多才多艺，在美术、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均有建树，但是他早年却不看京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五四反传统思想影响，认为京剧中封建主义毒素太多的缘故。１９３３年，他在家乡盖起缘缘堂之后，买了一台留声机和一大堆西洋音乐唱片，顺便还买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作为点缀。没想到这几张唱片居然让他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戏迷。
他认为，与西洋音乐相比，京剧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没有和声，因此它的美来自于旋律。这种旋律可以表现丰富的人物个性和复杂的戏剧冲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是注重夸张，比如“善良正直的人，脸色光明威严，不妨夸张为红；奸邪暴戾的人，脸色冷酷阴惨，不妨夸张为白；好勇斗狠的人，其脸孔峥嵘突厄，不妨夸张为花”。 （阅读全文）
“三·一八”究竟死了多少人
近年来，《北京档案史料》经常刊登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三一八烈士公墓建立史料》（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中南海公园史料》（二０００年第一、二期）等等。对于前者，我当时并未留意；后来看到闻玄、倪墨炎二位先生的文章（参见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七月八日《文汇读书周报》），谈到“三?一八”惨案的死亡人数，才把它翻了出来。 我注意到，在这组史料中有一份调查表，题为《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名单》，分姓名、年岁、籍贯、职业、死亡情形和备考等项目。名单以年龄为序，最大的五十六岁，最小的年仅十三，但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表***有四十一人，前三十七人的情况基本清楚，接下来是尚刘氏，年龄不详，河北三河人，佣工；再下来是王庆竹，年龄、籍贯、职业均空缺；最后两位无名男子，什么情况也没有。考其原因，主要是“家属住址无从查访”之故。 （阅读全文）
国民政府的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来华后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长寿龙溪河等地，随后在水利专家黄育贤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第二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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